這是咸豐帝得到恭親王三人于同月13日“ 奏統計全局酌擬章程六條呈覽請議遵行折”及附件章程六條，命熱河行營王大臣審議后，正式準行的硃諭。它對原擬章程有所改動，最重要的是原件請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意為辦理一切對外事務，而上諭定名“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將衙門權力限于“通商”即對外貿易。印信規定為“關防”，即明清朝廷頒給執行臨時特別任務的官員的長方形圖章，表明這個新設衙門，非但職責止于外貿，而且隨時可以裁撤。

恭親王原來不通“夷務”，在咸豐帝出逃熱河前，被迫留京議和，由其岳父桂良和早任軍機大臣的文祥輔佐。之后，從懼洋到知洋，恭親王也對其兄咸豐帝面對洋人色厲內荏的心態洞若觀火。恭親王等與英法俄簽訂《北京條約》以后，深感清廷于“夷務”處理混亂不堪，弊在體制。朝廷各部和地方督撫司道，面對涉外的政軍商教事務，都需處理而無章可循，不知所措又必有所措，常因小事卻釀大禍。他們是否在與英法俄美使節談判過程中，得知后者俱受本國外交部門指授，從中得到啟迪，萌生帝國外交也應建立專門衙門的共識尚不清楚。但由他們共擬的章程，指出外交應統籌全局，設置事權歸一而章法分明的總理衙門，卻不可不說他們已覺察到外交體制需要走出中世紀傳統，適應國際交往的現狀。

當然恭親王他們很了解傳統權力機制。尤其咸豐初恭親王曾任領軍機大臣，不久便因太能干而被其兄咸豐帝罷官，遣回上書房重作學生。他因亂復出，與英法俄美議和，居然在簽訂新一輪屈辱的《北京條約》之后，英國聯軍依約撤出北京。于是滿清官紳士民，交口稱頌恭親王折沖尊俎有功。他與桂良、文祥，遂借機向咸豐提議設置專辦外交的衙門。前揭咸豐十年十二月初三他們的聯名奏折，劈頭所述此前六十年的帝國外交失敗史，頗有趣，引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