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六年（1852，當清咸豐三年），羅孝全在香港讀到瑞典籍的巴色會教士韓山文（Theodore Hamburg）出示的一份“述辭”，始知那位學道者，就是這年建都南京的太平天王洪秀全，而述辭人即當年陪同未來天王來訪的洪仁玕。羅孝全便給倫敦《中國普通傳教士集刊》編輯去函，興奮地講述了這一“重要之發現”。次年，韓山文又將洪仁玕述辭，編譯成英文在香港出版，題作《洪秀全之異夢及廣西亂事之始原》。從此，“洪秀全革命之真相”，便在海內外西方人士中間喧騰人口。

羅孝全的公開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說洪秀全們，“初時并無舉行革命之計劃，但因官與兵之壓迫及殘害為吾人所不能屈伏，并無別路可走故耳。”就是說官逼民反，這一點已由各類太平天國起義史的研究反復證實。其二呢？是羅孝全對“上帝會”（他故意去掉“拜上帝會”名稱中的“拜”字）所謂更重要之目的之推論：“彼等不是反抗政府，而似是為宗教自由而爭斗，且實謀推翻偶像之崇拜。”這一點由洪秀全離穗回鄉后，與馮云山等共創拜上帝會，首先將私塾中的孔子神主和家中的祖宗牌位撤毀，宣稱除“天父天兄”外，一切偶像均為“邪神”，也似乎有了證據。

于是，羅孝全對太平天國大表同情，以為它與清英鴉片戰爭的效應有同等意義：“天意真是奇妙！與外國戰爭之出人意外的結果乃是中國之開放。如今，倘此次之革命將推翻偶像之崇拜而開放門戶，使福音得普遍傳播于全國，則其結果豈非同樣奇妙耶？”所以，他贊同洪秀全的部下，“奉其為宗教之先知或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