號心史的孟森（1868—1937），便是民初清史研究的先驅。這位江蘇武進人，在清末留日學法政，顯然注意到明治維新后日本學界關于滿清史的爭論，回國后頗熱衷于“改專制為立憲”的運動，民初成為章炳麟、張謇等江浙共和派的圈內人物，當選為眾議員，參與起草憲法。民國三年袁世凱撕毀臨時約法，解散國會，他也淡出政壇，轉而以清史學家現身。作為清末民初投身政治改革達十年的過來人，從政期間又有中外法學、財政學、比較研究的多種著譯，他把眼光投向勝朝史，初出《心史史料》（1914），繼出《心史叢刊》（始出于1916年，連出三集），考論都屬清初朝野就疑莫能明的事件，卻能因小見大，令人對他的史才史識刮目相看。例如關于清初科場、哭廟、奏銷三案的考證，至今仍是研究清初文化政策史的一個起點。

特別是順治末康熙初的奏銷案，當初清廷借拖欠錢糧即所得稅為名，整肅南國四民之首的士紳，各省被革除功名、抄家沒產、捉拿拷掠的舉貢生監乃至在職文官，多達成千累萬。尤其是人文薈萃的江南蘇州、松江、常州、太倉諸府州，稍有田產的士人，被一掃而空。后來太平天國占領蘇南，鼓勵佃農包括租佃發家的二地主或富農，“租田當自產”，那政策的前提也是要田主按規定期限向天國軍政當局登記領憑，較諸二百年前滿清奏銷案打擊江南士紳的政策也算溫和。

然而正如清亡五年時孟森《奏銷案》所指出，清初的這一巨案，清朝官修史書絕不記載，“二百余年，人人能言有此案，而無人能詳舉其事者”（引文據中華書局1959年版《明清史論著集刊》所載此文，下同）。于是孟森不辭辛苦 ，爬梳清人筆記十余種，參照清代官方史傳透露的相關信息，清理出湮沒已久的這一巨案的歷史概貌。其后清史論者，提及奏銷案，大抵襲用孟森此文。例外的只有鄧之誠，述及此案僅引《清實錄》順康二朝三條上諭（見氏著《中華二千年史》卷五明清中“順治之始基”章，該卷1955年初版），史料為孟森未引及，述史卻比孟森含糊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