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七世紀，滿洲由叛明到滅明，政治文化越來越突現一個方針，即變明朝的“以夷制夷”，為“以漢制漢”。這是往古中國北疆各族入主中原或一統全國以后，都曾實行的老例。倘說滿清有變例，那就是滿洲的君主權貴，唯恐喪失征服族群的特權，因而總在警惕八旗漢化。
關于清前期的文化政策，海內外或專論或兼及的著述，雖大致認可它有促使文化“多元一體”的效應，卻多半將“體”說成孔孟“道統”，表彰清帝尊崇“儒術”，如乾隆帝宣稱的“治統原于道統”。
其實，滿清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近一個半世紀，既“以滿馭漢”，又防滿染漢俗，直接效應是八旗普遍腐化，那是一回事；而滿洲列帝以文化分裂為國策，愚民又自愚，以致不同族類不同教派的文化，無不與列帝預設的一統于專制的取向漸行漸遠，終于出現多元化的效應，又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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