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十七世紀,滿洲由叛明到滅明,政治文化越來越突現一個方針,即變明朝的“以夷制夷”,為“以漢制漢”。這是往古中國北疆各族入主中原或一統全國以后,都曾實行的老例。倘說滿清有變例,那就是滿洲的君主權貴,唯恐喪失征服族群的特權,因而總在警惕八旗漢化。
關于清前期的文化政策,海內外或專論或兼及的著述,雖大致認可它有促使文化“多元一體”的效應,卻多半將“體”說成孔孟“道統”,表彰清帝尊崇“儒術”,如乾隆帝宣稱的“治統原于道統”。
其實,滿清歷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近一個半世紀,既“以滿馭漢”,又防滿染漢俗,直接效應是八旗普遍腐化,那是一回事;而滿洲列帝以文化分裂為國策,愚民又自愚,以致不同族類不同教派的文化,無不與列帝預設的一統于專制的取向漸行漸遠,終于出現多元化的效應,又是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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