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很奇怪，清中葉后的官修政書，如《大清會典》的乾隆版，甚至不提軍機處。直到光緒重修《會典》，才簡單提及軍機大臣的職責。因而人們欲知其詳，不得不求助于清人的野史筆記，如乾隆朝趙翼的《簷曝雜記》，道光間梁章鉅的《樞垣記略》等。他們都曾兼任軍機章京，都留心軍機處的權力結構，都提供了關于軍機處的所見所聞異辭，卻都旨在歌頌今上圣明。因而如趙翼那樣有心揭露二十二史實相的考史學家，述及軍機處的權力變遷過程，仍不惜使用曲筆。

當然，在清亡后十多年，由民國北洋政府官修的《清史稿》，于職官志、軍機大臣年表均有紹介亡清軍機處的專篇，但讀后令人失望。那些篇章，首先缺乏歷史感，回避了滿清軍機處體現的權力轉折過程；其次缺乏民族感，抹煞了軍機處體現的以滿馭漢的偏見；再次缺乏是非感，將清帝通過軍機處貫徹的尊君抑民的權術，說成今勝于昔的歷史必然。

限于篇幅，例證僅舉《清史稿》軍機大臣年表序的說法：“軍機處名不師古，而絲綸出納，職居密勿。初只秉廟謨、商戎略而已。厥后軍國大計，罔不總攬。自雍、乾后百八十年，威命所寄，不于內閣而于軍機處，蓋隱然執政之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