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滿清朝廷雖將祭孔列為“中祀”，即孔子及其傳人顏曾思孟，還有《論語》提及的孔門十哲，僅能享受少牢即豬羊作祭品的待遇，但由康熙五十一年（1712）廟號圣祖的滿洲入主北京后的二世皇帝，“以朱子昌明圣學，升躋十哲，位次卜子”（見《清史稿》卷八四，又卷八圣祖紀），那以后便起爭論。

爭論的由頭，是南宋朱熹整合的《四書》詮釋，是否符合所謂孔孟之道的原教旨。早就揣摩康熙帝“以漢制漢”隱衷的湯斌、陸隴其、熊賜履、李光地等，當然異口同聲說是。康熙帝明知他們都是“假道學”，卻限于內部批評，在公開場合仍然表彰他們是“真理學”。那緣由無非在于統治術的需要。（請參拙著《壺里春秋》第一四七至一五五諸則。）

爭論由隱而顯，就體現于乾隆中葉始修的《四庫全書總目》。這以前，被雍正、乾隆二朝制造的文字獄恐怖，驅趕到經史考證的狹小天地內的江東學者，主要是蘇皖學者，自稱不讀漢以后書，標榜“實事求是，護惜古人”。意外效應卻是將滿清御用理學家致力宣揚的孔門原教旨的《四書》《五經》詮釋，拆解得七零八落，證明原始儒學與中世紀經學，非但原典晚出，詮釋更風馬牛不相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