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于順治二年（1645）經過清軍殘酷屠殺而被征服。清廷隨即宣布減賦，復科舉，以收買民心。然而清廷任命的江寧巡撫土國寶，原是洪承疇收編的“太湖水盜”，卻為搜刮財富，制造抗糧案，斥革生員，似乎與清廷唱反調。據說他還暗通鄭成功，“欲以地叛”，被清廷罷官，于順治八年冬上吊自殺。（參看《嘯亭雜錄》卷七、《清史稿》疆臣年表五。）

然而唐代韓愈已說“賦出天下，而江南居什九”；明中葉丘浚，更說江南稅糧大半出于蘇州、松江、常州三府。清初顧炎武的《日知錄》，特別詳論“蘇松二府田賦之重”。根本原因就在江南從來是列朝政權賴以生存的糧源、餉源和財源。滿清統治者并不傻，知道不給江南民眾“實惠”，它靠武力征服取得的成果是不穩定的。但它正在繼續內戰，它的權貴很快學會了貪污揮霍，它不能容忍“南蠻子”在利益攸關的財富問題上耍花招。兩個事件使滿清征服者改變態度。第一是順治十四年的順天、江南鄉試，考官與考生勾結舞弊，使皇帝和滿臣領教了江南無恥士紳的手段。第二是順治十六年鄭成功出師北伐，蘇浙皖贛各府州縣四民紛紛響應，嚇得青年皇帝準備逃回關外。前揭孟森的《奏銷案》，指出這兩個事件存在因果聯系，促使滿清權貴借奏銷案對江南士紳由籠絡變為打擊，大體合乎歷史實相。

孟森的缺點，不在于給奏銷案正名不當或價值判斷失誤，而在于歷史陳述尚有問題。他沒有指出土國寶是“抗糧”名目的作俑者。他沒有發現清廷迫使土國寶自殺卻又采納土國寶從經濟問題入手打擊江南士紳的策略。他沒有查證事件策源地是否尚存第一手史料。他也似乎沒有在意順康間權力爭奪對此案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