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由孔子刪定的《今文尚書》，內(nèi)有《牧誓》一篇，說周武王誓師討伐殷紂王，歷數(shù)商王罪狀，頭一條就是“惟婦言是用”，之前還引古語：“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意謂母雞是不能報曉的；如果母雞報曉，家就敗盡了。自從漢武帝宣布“儒術(shù)獨尊”以后，列朝所謂儒者們設(shè)計制國良法，便為防范婦人干政，絞盡腦汁，可惜多不成功。因為相傳也是孔子接受天啟，“為漢制法”，又強調(diào)做兒子必須孝順父母。皇帝也是人子，假如母后在世，豈能不聽她的話？況且皇帝即位年幼，更難不聽母后擺布。自漢至明，太后干政乃至臨朝稱制，史不絕書。正表明孔子的統(tǒng)治術(shù)，早就二律背反，只能與時俱變，用來指導從政，非見風使舵不可。

滿清“祖制”，不許太后干政，另有歷史緣故，這里不擬討論。然而它在滿洲統(tǒng)治全國二百年后，忽然被“兩宮垂簾”所打破，出現(xiàn)兩個太后共同“垂簾聽政”的新奇局面。這局面之新，在于它在“本朝故事”找不出先例，而它之奇，更在于“大行皇帝”的一名遺妾，竟依仗“母以子貴”的《春秋》故訓，與先帝明媒正娶的正宮娘娘，并列太后而聽政，這在滿清諸帝關(guān)于孔子朱熹遺經(jīng)的欽定解說里，也找不出蹤影。固然時過百年，最高指示已有新解，說是“先有事實，后有概念”，套用到所謂近代史的這件新奇事上，也覺鑿枘。因為那段“兩宮垂簾”的信史表明，它恰是概念爭論于前，再出現(xiàn)辛酉政變，而兩宮垂簾聽政，正是政變造成的事實。

對于滿清咸同之際（1850年秋冬）出現(xiàn)的新奇局面，我們的清史或近代史論著，大都非避而不談，即含糊帶過，尤其不從古典的或滿清的“儒術(shù)”傳統(tǒng)角度，直面它的歷史合法性問題。這里不妨重述一點當年歷史實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