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紀前六十年，滿清的嘉慶、道光、咸豐三朝，內憂外患交迫，也促使改革吁求不斷發生。
以往的近代史論著，多半將晚清的改革論起點，界定為龔自珍、魏源改宗所謂常州學派的經今文學。此說由梁啟超在清末民初力倡，似已成為通識。魏源的政見與經說頗雜，姑且勿論。龔自珍呢？他首度吁求滿清統治者“自改革”，見于嘉慶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1815-1816）所寫的組文《乙丙之際箸議》，那他時尚未與所謂常州派經學家劉逢祿、宋翔鳳交往，仍在他的外祖父、皖派漢學大師戴震的高足段玉裁的羽翼之下。
其實，吁求清廷“自改革”，并且設計可行性方案有跡可尋的，在龔自珍之前有包世臣，在龔自珍之后有馮桂芬。從晚清改革思潮史的軌跡來看，包世臣、龔自珍、馮桂芬可說是嘉、道、咸三朝的三個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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