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已述，清嘉慶六年（1801）皖南青年包世臣著成《說儲》。據《劍橋中國晚清史》主編之一劉廣京的意見，《說儲》實為晚清政治改革思潮的濫觴。

杭州才子龔自珍（1792-1841），于嘉慶十七年（1812）二十一歲時，曾侍父居于安徽知府的官署，那時他是否結識包世臣，乃至讀過《說儲》？不清楚。據吳昌綬《定庵先生年譜》，龔自珍晚年與包世臣交好，《已亥雜詩》第二二九首“涇縣包慎伯贈予《瘞鶴銘》”，即明證。因而，龔自珍于二十三歲在徽州著《明良論》四篇，抨擊官場腐敗皆由專制體制，次年隨父至上海的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的衙署，寫出組文《乙丙之際箸議》，疾呼帝國如不“自改革”，就難逃周秦以來改朝換代的覆轍。他有沒有受到包世臣的影響？同樣不清楚。有一點應屬事實，即龔自珍的“自改革”吁求，從抨擊時弊的重心，到邏輯推論的思路，都很像《說儲》的延伸。

龔自珍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暴疾捐館”。而包世臣多活了十四年，雖早在道光五年（1825），將《說儲》下篇關于改革治河、鹽政、漕運弊病的設計，編成《中衢一勺》出版，晚年又收入《安吳四種》，卻不敢刊布《說儲》上篇。相反，英年早逝的龔自珍，其遺文盡管曾被魏源刪削，卻早以不同形式流傳人間。因而，說到晚清“自改革”，人們常謂發韌于龔自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