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篇已述,清嘉慶六年(1801)皖南青年包世臣著成《說儲》。據《劍橋中國晚清史》主編之一劉廣京的意見,《說儲》實為晚清政治改革思潮的濫觴。
杭州才子龔自珍(1792-1841),于嘉慶十七年(1812)二十一歲時,曾侍父居于安徽知府的官署,那時他是否結識包世臣,乃至讀過《說儲》?不清楚。據吳昌綬《定庵先生年譜》,龔自珍晚年與包世臣交好,《已亥雜詩》第二二九首“涇縣包慎伯贈予《瘞鶴銘》”,即明證。因而,龔自珍于二十三歲在徽州著《明良論》四篇,抨擊官場腐敗皆由專制體制,次年隨父至上海的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的衙署,寫出組文《乙丙之際箸議》,疾呼帝國如不“自改革”,就難逃周秦以來改朝換代的覆轍。他有沒有受到包世臣的影響?同樣不清楚。有一點應屬事實,即龔自珍的“自改革”吁求,從抨擊時弊的重心,到邏輯推論的思路,都很像《說儲》的延伸。
龔自珍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暴疾捐館”。而包世臣多活了十四年,雖早在道光五年(1825),將《說儲》下篇關于改革治河、鹽政、漕運弊病的設計,編成《中衢一勺》出版,晚年又收入《安吳四種》,卻不敢刊布《說儲》上篇。相反,英年早逝的龔自珍,其遺文盡管曾被魏源刪削,卻早以不同形式流傳人間。因而,說到晚清“自改革”,人們常謂發韌于龔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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