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安然會計丑聞爆發后，有學者把它的董事會結構與同期巴菲特領導的Berkshire Hathaway公司的董事會結構進行了比較。讀者會驚奇地發現，在安然由17人組成的董事會中，除了擔任董事局主席的KENNETH L. LAY和擔任CEO的JEFFREY K. SKILLING為安然的內部董事外，其余15人則全部為來自其他公司高管、非政府組織機構負責人和大學教授的獨立董事。安然的公司治理結構無疑堪稱董事會組織的典范。然而對照同期Berkshire的董事會結構，即使外行都能看出在由7人組成的董事會中光來自巴菲特家族的即有3人，其中尚不包括他的兩位被稱為黃金搭檔的長期合伙人Charles Thomas Munger和Ronald L. Olson。讓很多讀者感到費解的是，偏偏在堪稱董事會組織的典范的安然爆發了會計丑聞，但以任人唯親的董事會結構著稱的Berkshire Hathaway卻波瀾不興。

今年是次貸危機爆發十周年。在最近學術界開展的次貸危機反思中，人們很自然地想到當年美國金融危機的重要制造者之一，“不僅不保險，而且成為全球性風險的策源地”的美國國際保險集團AIG。一些學者把AIG危機起源原因部分歸咎于次貸危機爆發前其“公司治理結構的突變”。在汲取格林伯格時代公司治理制度設計缺陷的基礎上，AIG在其離職后的2005年結合全球公司治理改革潮流，主要進行了三方面的調整。其一是縮小了董事會的規模，由原來的18人降為危機爆發前的14人；其二是提升了外部董事的比例，由原來占比約56%（18人中10人為外部董事）調整為危機爆發前的86%（14人中12人為外部董事）；其三，根據董事會不同職能方向，增設了提名等專業委員會。例如董事提名從由以前職責籠統模糊的“董事和管理層提名”改為由職責明確的專門提名委員會提名。那些批評上述治理結構調整的學者認為，“外部董事主導的董事會，看上去更加獨立，但是這份獨立的代價是專業性的喪失和內部控制的松懈”，由此成為導致AIG危機爆發的誘因之一。

將這幾件偶然的事件聯系在一起，如果我們試圖在其中建立一種可能的“邏輯”鏈條，那這一可能的邏輯鏈條是：董事會獨立性的加強不僅沒有實現預期的改善治理效率的目的，反而適得其反，成為導致危機爆發的誘因。盡管很多人都十分清楚，爆發會計丑聞的安然和卷入次貸危機的AIG公司治理改革恰恰遵循的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公司治理理論界和實務界所形成的董事會組織模式的共識。甚至Jensen在1993年召開的美國金融學年會主席演講中公開鼓吹，董事會組織模式應該是“保持較小的董事會規模”，“除了CEO為唯一的內部董事外，其余都為外部董事”，以及“CEO和董事會主席兩職分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