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第一次行走中國。在此之前，我是一個成長在江南城市里的文學青年，我只讀到過課本上的中國，在用5個月時間踏遍南部中國之后，我在社會底層觸摸到什么叫貧困、什么叫絕望、什么叫不可更改的生活。我第一次知道農民對于中國的意義。在江西井岡山，我找到了袁文才的兒子，他的父親在1927年把毛澤東迎到了山上，從此拉開了改變中國命運的農民革命。我們在一堵泥墻前交談，墻上涂著六個字，“打土豪，分田地”，它是60年前的遺跡，雖已褪色，卻仍然無比醒目，如附著一個不滅的靈魂。我是在很多年后才恍然，袁文才和他的農民兄弟們之所以拋頭顱、灑熱血地跟隨毛澤東打天下，就是因了這六個字的鼓動。

這六個字贏得了中國農民的心。1958年，隨著人民公社運動的興起，土地又一次回到了政府的手中，在其后的二十年里，農民以消極怠工來應對新的土地政策。到1978年，中國開始本輪改革開放，也是在那一年，安徽和四川的農民冒死開始包產到戶，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農民手中，它對中國的意義非同尋常，三十年間，中國改革數次峰回路轉，卻始終沒有爆發糧食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為農民在一開始就自行解決了產能問題，這一景象與另外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后者在1990年推動休克式市場改革的時候，曾經爆發過嚴重的糧食危機。

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試驗，可以說是中國農民第二次拯救了中國。隨著土地分包到戶，耕作效率大為提升，大量的農村人口從土地中溢出，可是當時的城市實行的是“圍城政策”，嚴格控制農民進城，因為戶籍制度的執行，農民在城市無法找到工作，無法享受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因此，數以千萬計的農民“洗腳上田”后，“離土不離鄉”，就地辦起了鄉鎮企業，它很快構成了國有工業體制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是如此靈活和充滿生機的力量。就在擁有所有資源優勢卻體制僵硬的國有企業長期徘徊在放權讓利的試驗路徑上的同時，鄉土工業的崛起成為中國經濟變革最重要的推動力，也是中國改革的最大魅力所在，到1987年，鄧小平承認，“在農村改革中，我們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最大的收獲，就是鄉鎮企業發展起來了。突然冒出搞多種行業、搞商品經濟、搞各種小型企業，異軍突起”。人們可以在《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的第238頁找到這一段話。以今視之，如果沒有鄉鎮企業的出現，中國經濟變革的格局是不堪設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