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愉快地獨自辦公了25年。但去年冬天，我在巴黎用來工作的破破爛爛的小公寓——我遠離妻子和孩子的安全空間——終于不得不翻新了。自1月以來，我每月支付358.80歐元，在WeWork的共享辦公空間租了一張桌子。這是為了解決我們時代的一個爭論——遠程工作，還是共享辦公室——的單人實驗。我的結論是：現代辦公室對于完成任何工作來說都是一個糟糕場所。

1998年，我辭去了英國《金融時報》的全職工作，主要原因是我討厭它的辦公室。當時，英國《金融時報》總部位于倫敦南華克橋(Southwark Bridge)一座龐大又丑陋的長方體建筑內，它就像一個不開窗戶的過分明亮的玻璃盒子。我要穿著西服打著領帶坐在那里，斷斷續續地工作，但每隔幾分鐘就會因為路過的同事對我抱怨老板或切爾西足球俱樂部(Chelsea FC)而被打斷。

現在，我可能是最后一批在WeWork工作的人之一。這家由亞當?諾依曼(Adam Neumann)——此人極具魅力，想成為大師，但結局是災難性的——聯合創立的公司，似乎即將結束其漫長而奇怪的旅程。其估值在4年內下跌了近99%，從470億美元降至5.03億美元，目前正忙于重組債務。然而，WeWork確實始于對如何改善辦公室的真知灼見：以咖啡店為樣板。WeWork的雛形Green Desk于2008年在引領潮流的布魯克林興起，當時那里到處都是沐浴在自然光下的咖啡店，光顧的客人凈是喜歡穿什么就穿什么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