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激烈的、幾乎一邊倒的爭論之后，為期一個月的網絡約租車新規征求意見結束。據消息人士透露，在過去20天，國務院高層已經連續數次批示交通部，要從百姓利益，而非政府利益出發考慮問題。有專家推測，在高層支持創新與“互聯網+”、“分享經濟”的精神下，新規要求變更車輛營運性質、八年報廢制度、司機與平臺簽訂勞動合同等“一刀切”的規定明顯與中央精神背道而馳，約租車新規將很可能會推遲出臺。

這是創新的一個中國式博弈局面。“互聯網+”從底層改造著經濟運行模式與商業模式，這必然會沖擊到既有利益與監管，在中國這樣一個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則更是如此。可以想見的是，在未來一段時間，這種新舊模式的博弈將反復出現。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中國模式”面對的一個機遇與挑戰。

中國經濟在過去30年取得的巨大成功，被總結為“中國模式”的成功。例如，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就認為，市場中的企業無法解決基礎設施、金融、法制等影響交易費用的企業外部環境的改善，因此，新結構經濟學認為政府能夠在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中發揮“增長甄別與因勢利導”的作用，幫助企業克服外部性和協調的問題，提高這些無數微渺的個體、企業成功的概率，進而促進產業升級與經濟技術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