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是一九七〇年，毛澤東對再次前來中國的埃德加?斯諾說：“我是無法無天，叫‘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沒有頭發，沒有天。”就像他一九三五年未能洞察延安的真實情況一樣，斯諾也沒有領會毛澤東此刻的意思。在接下來為《生活》撰寫的文章中，他把毛澤東說成“一個帶著把破傘云游世界的孤僧”。對于很多西方讀者來說，這個比喻充滿了東方禪意。中國的封閉與迷狂都增加了毛澤東的魅力。天真的理想主義者相信這個國家正在進行一場偉大的社會實驗，摧毀了官僚機制，排斥了資本主義與消費主義的異化，創新了教育與衛生領域，給普通人帶來真正的民主與尊嚴。而這一切都是在一個充滿哲學意識的領袖的領導下完成的。而另一些權力崇拜者又很容易拜倒在毛澤東無上的權力之下，在一個八億人口的國家，似乎沒有任何人、任何組織、任何力量可以制約他的隨心所欲。

可能只有長期浸潤于中國社會，你才能確切地明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含義與誘惑。對于很多中國人來說，這可能才是毛澤東的魅力本質。沒人能否認毛澤東在二十世紀扮演的中心性角色、在更漫長的中國歷史中的獨特地位，還有他在很多方面表現出的卓越才能，盡管這些才能都有夸大之嫌。在強大的宣傳機器的作用下，他的錯誤與失敗，都被迅速掩蓋，原屬別人的成功歸到了他的名下。即使他最個人化的詩詞與書法技藝，也并沒有人們吹噓的那樣富有創造力。“（毛的詩詞）不像希特勒的畫那樣糟，也不像丘吉爾的畫那樣好”，研究唐代詩歌的杰出學者阿瑟?韋利曾這樣說。而另一位藝術史家西蒙?雷斯則如是評價他的書法：“初看上去驚世駭俗，卻透露出一種華而不實的自尊自大，達到了傲慢無禮的程度，假如還不算放縱的話……”但倘若他在紙墨世界還算不上放縱，他在現實世界則是無度地放縱。而正是這種放縱賦予他一種“超人”式的魅力。他可以不擔心第三次世界大戰，因為中國可以做好死一半人的準備;他可以成為最狂野的夢想家，因為他可以毫不理會那些災難后果;他可以成為超級的暢銷書作家與語錄制造者，因為他禁止別人說話與思考;他可以被視作縱橫捭闔的戰略家，因為他在國內沒有任何對抗的聲音，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命運，都是他的籌碼……

這并非他一人之力，很多客觀因素為他造就了這種放縱的土壤。漫長的專制傳統、近代中國的分崩離析、外來者的入侵，都帶來了對強有力的領袖的渴望。人們期盼他富有組織能力，掃除他們的恐懼與迷惘，給予他們安全，洗刷種種屈辱，賦予他們的人生以意義與方向，宣布他們的人生從此站起來了。批評家李頡曾將毛澤東與魯迅視作一個坐標的兩極，他們比二十世紀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中國的困境。魯迅把自己的洞見轉化成對國民性的批判，將信將疑地喚醒鐵屋里沉睡的人，而毛澤東則用這種能力，來實現個人的野心與幻想，滿足他沒有邊際的權力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