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蘭克拉克火車站旁的一家酒店里，我讀到2009年11月4日的《每日電訊報》。第27版是瓦茨拉夫?哈維爾的專訪。照片上的哈維爾，左手半握拳，抵住臉頰，微笑著。毛絨絨的胡子與眉毛，因不佳的印刷效果更詼諧，也更溫暖。比起二十年前，他站在布拉格的馬莎百貨公司大樓陽臺上的形象，更成熟優雅。似乎歲月、名聲、權力不僅沒有腐蝕他，反而讓他更有魅力。在中歐旅行，你四處感到哈維爾的存在，距離天鵝絨革命二十年了，你想象不出倘若沒有他，捷克甚至整個中歐會變成何種模樣。在一個高壓、冷漠、虛偽、憤怒充斥、又突然解體的社會，一個堅定、理性、寬容、富有情感的聲音是多么重要。他重新凝聚每一個人，鼓舞他們走出陰影，安撫他們眼前的不適，也警告他們自由是需要付出代價的，你要承擔對應的責任。所有的前共產主義國家，都曾面臨著對極權年代的懷念——隨著殘酷記憶的消褪，社會轉型不可避免的動蕩，人們把那個充滿壓制的年代美化成一個更穩定、更有保障的時代。

在報紙的第23版，是一篇關于毛澤東的新聞。長沙正在修建一座一百英尺高的毛澤東雕像。與曾經遍布中國的機關、大學、廠礦的雕像不同，新雕像不是站立、揮手的老年領袖，而是一位英俊、不羈的青年，而且僅僅涉及頭部。照片上，被腳手架圍起來的雕像已經竣工大半，波浪式的發型像是貝多芬。記者引述了兩位居民的看法。一位說，你看，年輕的毛澤東多帥、多酷，他的長發很瀟灑；另一位則說，這形象不太符合歷史，他有點像斯芬克斯。毛澤東的確是中國歷史中的斯芬克斯。在離世三十三年之后，他仍強有力地影響著我們的思想與生活。

“正確評價毛澤東，不是一個簡單的感情問題和學術問題，而是一個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說，在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時候，我們既要客觀、理性、認真地總結歷史經驗和教訓，但更要理直氣壯地弘揚包括前三十年在內的新中國六十年；我們既要客觀公正地評價毛澤東，更要理直氣壯地‘捍衛毛澤東’。”一群青年學者在《中國道路與中國模式》藍皮書中寫道；在中國西部最大的城市重慶，“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響徹在廣場、公園、集會和卡拉OK廳； 在香港，一位億萬富豪以一七千百萬美元購買了安迪?沃霍的一九七二年的畫作《毛》； 在紐約的古根海姆博物館，一位享譽世界的華人藝術家在他的展覽手冊上寫道：“對我們來說，毛澤東是二十世紀后半葉最有影響力的人。他是偶像，像上帝一樣。他的藝術天分、書法、詩歌、軍事戰略、哲學、文章和革命運動都深刻地影響我的這一代……”；在北京，一位在課堂上批評過毛澤東的中學教師被一群毛澤東的支持者們圍攻；在商業界，企業家們集體性承認，他們在毛澤東思想中獲取靈感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