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京都的“日本道路”與重慶的“中國之命運”的命運都差不多，它們隨著戰爭失敗而結束。但它們代表的精神既不新鮮，也從未死亡。當經濟奇跡為日本贏來自信時，盛田昭夫與石原慎太郎出版了《日本可以說不》。前者是索尼公司的創始人，被認為是最為美國化的日本商人，三十年來他一心要進入西方市場，為日本產品贏得榮譽；后者則是一位知名的政客，以極端的日本民族主義情緒著稱，他否認日本的戰爭歷史，同時攻擊中國的民族主義與美國的帝國作風。“說不”的對象是美國，它呼吁日本在經濟與外交的諸多領域提高自主地位，對美國充滿怨恨，因為它剝奪了日本的獨特身份。但日本的政治結構已經改變，這種情緒轉化成暫時的媒體喧囂，也變成一輪的經濟民族主義。隨著資產泡沫的破滅，這種“日本獨特論”消退了。

在日本的泡沫破滅時，“亞洲價值觀”正大行其道。新加坡的李光耀創造了這個概念。當臺灣、香港、新加坡、韓國的經濟增長震驚了世界時，一些人認定它們都受惠于儒家文化傳統。李光耀把這模糊的意識塑造成一個理論系統，它是一套與西方不同的“亞洲價值觀”，儒家倫理是它的核心。客家人李光耀肯定是刻意忘記了，他是大英帝國與劍橋、而不是中國文化的產物。他也曾公開說，他身上的中國特性并不比約翰?肯尼迪的愛爾蘭印記多。新加坡也與儒家的傳統沒有太多的關聯。直到八十年代，政府甚至一直在取締中文學校，因為新加坡政府曾認為中文學校是共產主義的溫床。儒家文化是新加坡政府生硬制造出的新傳統。冷戰時代的李光耀用反共來壓制政治挑戰者，對儒家文化的推崇則是他對個人權威的新辯護。復雜的儒家傳統也消失了，它被簡化成了個人對集體、對權威的服從，它強調一致、反對沖突。在它的名義下，新加坡多種族、多宗教的現實，變成了一個和諧的儒家社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亞洲價值觀”深入人心。它似乎既為東亞經濟奇跡提供了解釋，也為其他的威權政府提供了理論支持。當新加坡政府在一九九三年鞭打處罰一位美國少年時，它還贏得了很多地區的喝彩——它是對美國的公然挑戰。它也在表明，人權不過是另一套西方的說詞，它不適合新加坡——它遵從的是“亞洲價值觀”。但處罰也展露出新加坡社會的秘密——與其說它依靠儒家倫理來粘合社會，不如說它依靠法家的苛刑。在某種程度上，李光耀是蔣介石的更加三心二意的繼任者，讓他著迷的從來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如何壟斷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