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是丁學良博士《“民族區域自治”與“分裂主義”：中國邊疆治理的難題試解》的第七部分。）

經常憤怒地譴責、正義地聲討西方和日本歷史上帝國主義行徑的當代中國人，很少認識到我們自己的偉大祖國也有相當長的帝國主義歷史，而且積累了不少具有中國特色的帝國治理經驗。只不過這些經驗在1949年以后的官方宣傳和教育系統里，或是被厚厚地屏蔽了，或是被粗糙地攪拌了——就是把它同“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列寧斯大林主義（說“馬克思列寧主義”極不準確）的這種主義給攪拌了，弄得像一盤炸醬，紅不紅黑不黑的。在當今中國面臨著民族關系治理的實際困難和新型挑戰之時，我們要放寬視野、敞開思路，就必須把“中華牌”的帝國管治經驗與“蘇共牌”（蘇聯共產黨的傳統當然也不單一純粹，不過確實是以斯大林體制為主）的帝國管治經驗作出仔細區分，不然的話許多中國人就會老是陷在后者的泥坑里而不能自拔，誤認為那是古已有之的中國土特產。

在幾位蘇共中央書記于1991年8月18日發動、21日就垮臺的那場“醉醺醺的政變”之后——我這么說它，是因為政變的幾個主要領導干部，包括蘇聯副總統 G. I. Yanayev，總理V. S. Pavlov，國防委員會副主席O. D. Baklanov，政變的那幾天都經常喝得小到中醉，偶爾大醉，最后是爛醉，估計是心里太發虛（J. Matlock, Jr., Autopsy on an Empire，pp. 581-583, 595-596）——蘇聯的迅速完結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一時全球議論紛紛，其中很多議論都與中國有直接關聯。那段時間我正在東歐蘇聯實地考察，便應約為臺灣《聯合報》系及其在北美的《世界日報》作點分析評論。他們報系的資深編輯群體是反對“臺獨”的輿論組織中心，那幾年深受李登輝政府的壓制，尤其希望我把蘇聯分裂與臺獨趨勢作鑒別對比。而我關心的范圍更廣，涵蓋中國的邊疆地區，當時我強調的幾點主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