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隆?馬斯克(Elon Musk)稱自己每周最高工作120小時，并希望員工也能如此投入工作——他曾稱遠程辦公“從道德角度來說是錯誤的”。他的粉絲將這種斯達漢諾夫主義(Stakhanovitism)視為毅力和決心能帶來成果（包括數十億美元）的證明。批評者則認為這是會產生反效果的大男子主義。

進步派智庫新美國(New America)主任布里吉德?舒爾特(Brigid Schulte)就屬于后一陣營。這位前《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記者在《過度工作》(Over Work)一書中探討了長時間工作如何席卷美國，使過度工作“成為一種生活常態”。

我們正處于一個轉折點。經歷疫情封鎖后，員工在工作地點和異步工作等方面有了更大的靈活性。隨著世界各地的公司開始進行縮短工作時間的實驗（盡管這些公司通常員工較少），爭取每周工作四天的運動愈演愈烈。然而，也有人希望恢復疫情前的秩序，尤其是高盛(Goldman Sachs)和Boots等公司要求員工返回辦公室。最近，亞馬遜(Amazon)首席執行官安迪?賈西(Andy Jassy)要求員工每周在辦公室工作五天：“疫情前，每周遠程辦公兩天并不是理所當然，今后也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