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十月革命，為人類帶來了計劃經濟。一個世紀的實踐表明：計劃經濟效率低下，在全世界范圍潰不成軍。哈耶克于1945年在《美國經濟學評論》上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從信息的角度揭示了計劃經濟為什么不可行：由于中央計劃者缺乏必要的信息，無論他如何努力，都很難做出正確的計劃。在哈耶克看來，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分權：將決策權交給處于第一線的、擁有充分信息的管理者。徹底的分權就意味著計劃者徹底退出，將權力還給市場，這就是市場經濟。我們通過哈耶克的簡潔和強有力的邏輯，不僅能洞悉計劃經濟的內在缺陷，并且能得出一個自然的推斷：計劃經濟的成功改革有賴于分權。事實上，從計劃經濟誕生伊始，革命者們就發現理論無法順利付諸實踐，因而必須做出修正。列寧在1922年的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為新經濟政策辯護，認為國家無須將所有經濟活動都納入計劃，而只需掌控戰略制高點：這正從側面反映了中央計劃者無法獲得足夠的信息，因而無法全面集權，只能妥協，將注意力集中在有限的幾個行業。

即將在《美國經濟學評論》發表的筆者和世界銀行、北京大學、人民大學的三位學者的合作論文，用1998～2007年間的中國工業企業數據驗證了哈耶克的理論。我們發現，如果將中國國有經濟部門看成一個巨無霸式的超級企業，它的決策權在不斷的下移：大量的國企從上級政府轉到下級政府，央企變成省屬企業，省屬企業變成市屬企業，市屬企業變成縣屬企業。換言之，正如哈耶克所言，國企改革的重要途徑就是分權。更奇妙的是，我們遍閱當時的中央文件和高層領導講話，并沒有發現對國企下放的片言只語，反倒是各主管部門出臺了大量的指導性文件。這說明國企分權并不是頂層設計，而是符合哈耶克的另一個著名論斷“自由秩序”。

我們還發現，影響國企下放與否的因素中，企業與主管政府所在地的距離起到很大作用：兩者的距離越遠，企業就越容易被下放。更遠的距離顯然意味著更難獲得信息，自然就更需要分權。我們進一步發現：在同樣的距離下，如果該地區的路網密度越低，企業就越容易被下放。這也不難理解：落后的交通不利于信息發掘和傳播，決策權更有必要下放。此外，如果同一行業的不同企業表現迥異，下放也更有可能發生。這是因為在高度不確定性下，信息的作用尤為重要。總之，信息決定了組織結構應該分權還是集權，而國有經濟體系作為一種特殊的組織，其動態演變也遵循了這一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