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初,我在當時的摩根擔保公司(Morgan Guaranty)倫敦外匯交易室度過了我職業生涯最不爽的一年。
讓我不爽的原因有三個。首先,這份工作很無聊。匯率漲了,然后又跌了,但漲跌似乎很少能為人所預料。其次,這份工作壓力大,因為假如你交易方向錯了,就會損失一“大”筆錢。還好,我從未得到足夠的信任來獨立從事交易;我的職責是給大公司打電話,盡力說服他們通過我們交易外匯。但大多數時候我并沒有太多的事要做。我就坐在那兒,看著交易員一會兒閑得發慌,一會兒忙得要死。
他們就是這份工作如此令人不爽的第三個原因。許多交易員都是舉止粗魯、為人刻薄,大搞性別歧視和種族歧視的“手推車貨郎”,他們運作著一套有其自身邪惡等級架構的封建體制。交易“cable”(英鎊兌美元匯率,因匯率數據最初是通過大西洋電纜傳輸的——譯者注)的家伙是國王,交易“exotics”(比如丹麥克朗等不重要貨幣)的家伙則是受氣包。我既不是男的,也沒有過什么“手推車”,我太微不足道,只配得到對我聲音和外表的例行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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