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陸續有幾所高校和機構，包括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中山大學等，組織人力物力和財力，積極開展微觀基礎數據的收集工作。此外，還有更多的高校，正在開展或者準備開展這方面的工作。隨著這些數據庫的面世，國內開始出現多元化的微觀基礎數據庫，極大地推動了學術和政策研究。

以筆者主持的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為例，自2009年夏天開始啟動以來，在四年半時間里完成了兩次大型的全國范圍內的抽樣調查及兩輪電話回訪。2011年，中國家庭金融調查走進全國25個省份、80個區縣、訪問8438個家庭，獲得了第一份有全國代表性的家庭資產調查；2012年，我們兩次電話回訪了2011年的樣本戶；2013年，在2011年樣本的基礎上進行省級對稱抽樣，調查范圍進一步擴大，深入全國29個省份、160個區縣、采集到28000個家庭的微觀數據。2013年的調查不僅具有全國代表性，更在除西藏、新疆及港澳臺以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層面具有代表性，并在成都和武漢具有代表性。調查收集了家庭人口統計學特征、就業及工資情況、詳盡的資產與負債、社會和商業保險、支出與收入等數據，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微觀的中國家庭資產分布現狀。

與國內其他學術機構開展全國范圍內的家庭調查的初衷一致，我們開展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項目，目的是希望為學術和政策研究提供數據支持。中國在微觀數據上事實上的空白使相關學者不得不組織團隊開展這項工作。然而，隨著中國家庭金融調查項目影響力的擴大以及外界對中國家庭金融調查的關注增加，我發現，數據庫的學術和政策意義十分巨大，值得我們的努力。但是，通過基礎數據庫了解中國國情，驗證已有的關鍵數據，甚至為老百姓提供有用信息，則是基礎數據庫建設另外一層遠遠超出預期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