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圍繞政府重新開張和提高債務上限的僵局讓華盛頓方面精疲力盡。正如1995-96年政府關門和2011年債務上限恐慌那樣，十之八九，今后能記住這段經歷的主要將是那些直接參與談判的人士。但未來的歷史學家們或許會將今天的危機視作一個轉折點——它暴露了美國民主的失靈，是應當避免的壞榜樣，而不是值得模仿的好榜樣。
令這場悲劇雪上加霜的是，當前危機中，人們爭論的大多數話題與美國面臨的重大機遇和挑戰并無太大關系。關于“持續決議”(continuing resolution)和提高債務上限具體時機的無休止討論如此，有關調整國會人員醫療計劃或削減醫療器械稅（僅占GDP的0.015%左右）的提議亦是如此。
更根本的在于：比起美國經濟面臨的其他更為緊迫的問題，目前和未來的預算赤字只是次要問題。關于美國將面臨重大赤字問題的預測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且，比起政策界不少人著迷的長期預算協議，通過重增長手段間接解決赤字問題的政策在經濟上更穩健，在政治上也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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