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編輯先生，近期英國《金融時報》記者們（迅速進入腦海的是金奇(James Kynge)和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的名字）有關中國的出色分析頗有見地。但中國的思維模式是整體把握型的，而非逐點分析型的，在認知上強調事物間的聯系性、共生性、相關性、以及試錯式的動態發展。西方思維依賴的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而中國的發展則是基于孔子的人際關系論。中國文化保持穩定是憑借保護性網絡（即關系網），這種關系網掌控著資源，并且盡可能地避免外部干預。

為了理解中國，我們需要借助奧斯特羅姆(Ostrom)的復雜理論，而非凱恩斯(Keynes)或者哈耶克(Hayek)的學說。因此，整體式的思維方式，開辟了一個新的視角。動態的歷史模式會自我重復，而因果事件則不會如此。

美國數學歷史學家彼得?圖爾欽(Peter Turchin)的近期研究對導致國家不穩定的人口結構變量做了分類。他列出六大預測“指標”：勞動力供過于求、勞動力價格、基本生理需要的滿足及健康、財富分配不均、精英階層內部的競爭與沖突、社會政治不穩定。對于中國來說，這些復雜的變量所反映出的負面趨勢非常令人擔憂。中國疲軟的經濟數據表明勞動力供過于求；近期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在上漲；污染及公共健康問題引起廣泛擔憂；中國的基尼系數遠高于絕大多數國家，表明中國的財富分配極不均衡；中國統治階層內斗嚴重，薄熙來一案就是典型例證；而中國各地的騷亂和暴動，無論是在烏坎還是新疆，也日漸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