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矛盾迫近臨界點、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路口，中國新一屆領導層發出了“改革是最大的紅利”、“不改革要承擔歷史責任”、“空談誤國、實干興邦”、“憲法的生命力在于實施”、“老虎蒼蠅一起打”、“打鐵還須自身硬”、“把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等一系列改革之聲，社會各界對重啟改革議程充滿期待。

但我們絲毫沒有理由盲目樂觀。早在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就提出了很好的頂層設計，“對壟斷行業要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實行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政事分開。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切實把政府經濟管理職能轉到主要為市場主體服務和創造良好發展環境上來”。但實際執行情況卻并不如意：旨在打破壟斷的36條、新36條無法撼動央企壟斷；國企不僅沒有退出競爭性行業，反而大肆進入房地產等高度競爭性領域；在利益的裹挾之下,政府權力無序膨脹到了 “不能理解、不能忍受的程度”（李劍閣語）。正如吳敬璉所說，“十六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一個很好的《決定》。遺憾的是，各級政府對微觀經濟的統制不但沒有削弱，相反還不斷增強。”。結果，過去十年被不少學者認為是“改革失去的十年”，甚至有悲觀者認為改革已死。

究其原因，領導力是改革最大的瓶頸。如今的改革，已經跨過上世紀80年代“有人受益、無人受損”的帕雷托改進（Pareto Improvement）階段。步入深水區的改革，不可避免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調整。說的直白一些：領導者要有勇氣動一些人的奶酪。領導力的關鍵要素在于敢于擔當、言行一致、賞罰分明。如果不敢動真格的，就難免出現政令不暢的局面，最終改革只能不了了之。正如朱镕基同志1998年所言：“如果本屆政府都是‘好好先生’，我們就對不起人民，要做‘惡人’，不要說‘我們現在這個社會已經變成庸人的社會，都不想得罪人，我不同流合污就行了’，這樣想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