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一般職員來講，“飯碗”帶來的是溫飽。一般處在溫飽狀態的人不會對溫飽感恩戴德，而是想得到更高遠的東西：比如奢侈的住宅和物品，遙不可及的志向和欲望，一呼百應的虛榮心和號召力。這就是為何在餐館每張桌子上，談論的話題都比較大的原因。在一次記者同行的聚會上，大家談的是中國新聞業的深度市場化改革議題，座位上的每一個人都很像宣傳部的官員，仿佛已經制定好了未來的中國新聞業格局；一個MBA聚會上，話題是中國A股市場及創業板的未來，哪怕只投了2萬人民幣的散戶股民也在發表中國股指走向的宏觀概論；而我遇到過一個25歲初入房地產市場做銷售的小伙子，他熱衷的話題是土地買賣，他有個關系，手里有幾百畝地，問我能“消化”多少畝。當然，比起談及每天如出一轍的工作瑣事，這樣的話題肯定更刺激，更戲劇性，同時，也讓日常工作顯得更黯淡。試想一個剛剛定下中國新聞業改革走勢的人，怎么能甘愿再回報社值夜班，只為查出稿件中的“的”字是否被寫成了“得”字呢？這個時候，誰還會想到每月養家糊口的“飯碗”所得靠的正是把“的”改成“得”，而不是靠制定中國新聞格局呢？

與這些更熱衷于尋求紙上談兵快感的人相比，擅于從本職工作中發掘快樂的人幸福感會更高，而且更容易留住手中的“飯碗”。比如我見過的一個快遞員，在交給他一個快遞時，他興奮地說了一句：“今天運氣怎么這么好，連著接了兩個大單子。”那個快件跨了上海的三個區，算是單價比較高的一個吧，竟然讓他這么快樂。他的表現讓我想起一個報社副主編的截然相反的態度。晚上在辦公室簽大樣時，副主編對一個朋友說：“現在外面資金那么多，隨便拉一個就好單干了，誰還在這里干這個？”當然了，那是好幾年前市道大好滿大街是錢來追人的年景。現在不同了，估計他在簽大樣的時候會攜帶一些惶恐與珍惜相伴的情感，而不是往日的不屑。萬一報社不再需要那么多副主編了呢？帶著這份惶恐，他工作一定更積極，說不定還更快樂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