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確，作為一項職業(yè)，我們正讓自己的聲音被大家聽到，而在信貸通暢、企業(yè)樂于投資、消費者樂于購買的時期，我們從未有這樣的機會。然后，我們依據(jù)數(shù)據(jù)提出觀點，這些數(shù)據(jù)也被稱作“事實”，我們會運用回歸分析和嚴格邏輯對其進行加工處理，幾乎沒有人看得懂計算過程。（我知道這點，因為我是一名經濟學刊物主編。）另一方面，我們幾乎是單純以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理論為依據(jù)，呼吁上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而政界人士尊敬我們。引用凱恩斯理論給了我們無需引用其它理論即可討論經濟學的特權。套用律師的格言：當事實在我們這邊時，我們打事實牌；當理論在我們這邊時，我們打理論牌；而當事實和理論都不在我們這邊時，我們打凱恩斯牌——而且收到很好的效果。

并非碰巧的是，凱恩斯對財政刺激的合適構成沒有發(fā)表任何觀點。這使得他的理論可以同時被溫情主義的進步派（支持政府開支）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支持為中產階級減稅）有效引用。

誠然，經濟學家們已經發(fā)表了經同行評審的對政府開支和減稅功效的技術分析。不過，當大自然舍棄了我們，我們會用圣經來安慰自己，而不是科學；當市場舍棄了我們，我們會向凱恩斯求助。其著名妙語——“長期而言，我們都會死”是對馬上借入上萬億美元的深刻而充分的辯護，且不提它與我們學科的一個基本認識相抵觸——弗雷德里克?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曾在1848年說：“糟糕的經濟學家只會考慮看得見的效應；而優(yōu)秀的經濟學家既會考慮看得見的效應，也會考慮那些必須預見到的效應”——換言之，就是長期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