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外交事務》刊發《真正的中國模式》（The Real China Model），稱贊中國政府通過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和制造業補貼，幫助企業實現技術跨越、贏得競爭力。筆者在一次國際論壇上，也遇到一位巴基斯坦高級官員。他直言不諱地表達對本國民主制度的不滿，如政黨惡斗、腐敗盛行、軍方干預頻繁，使得有利于多數人的改革難以推進。他同時贊賞中國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并認為巴基斯坦的發展應當向中國學習。

這種觀點并非孤立。早在1968年，美國學者亨廷頓在《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共產黨型高度集中體制在建立政府權威、維持政治穩定方面具有優勢；對于深受沖突和動亂困擾的國家，建立基本政治秩序有助于改善國家治理。

然而，問題也隨之而來：在缺乏權力制衡的條件下，產權和合約可能受到侵犯；而政府官員更多追逐自身利益，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就會供給不足；這些因素不利于長期經濟發展。那么，中國過去幾十年的經濟社會成就究竟源于何處？筆者以為，除了制度安排，社會資本也是經濟增長的重要解釋。從邏輯推演與歷史事實來看，中國幾千年以來形成的有利于經濟發展的社會資本可能更能解釋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