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北京大學，北大的學運主力是兩個社團“新潮社”、“國民社”。新潮社主要負責人傅斯年是“五四”游行總指揮，國民社主要負責人許德珩用文言文起草游行的《北京學生界宣言》。但兩人有公開的矛盾和持續的沖突，原因既存在瑜亮情結，又摻雜意識形態。

許德珩在1987年出版的晚年回憶錄《為了民主與科學》中，曾兩次指責傅斯年“告密”，是“壞學生”、“卑劣”，導致學生反日請愿活動沒有達到預期效果。“1918年5月，傅斯年不贊成我們搞反日運動，竟跑到公府（即總統府）去告密，從此我們瞧不起他，他就更加投靠胡適”；“北京大學內部有一幫壞學生如傅斯年、范愷、吳澄、楊濟華、曾劭勛等人，破壞學生運動，他們事前跑到公府告密，說‘現在有些學生要糾眾造反，向政府示威。這只是少數人的運動，不能代表全體學生’云云。傅斯年等這種卑劣行為，受到了蔡先生（按：蔡元培）的斥責，也受到了許多同學的鄙視。”

1979年5月5日，許德珩還在《人民日報》發表《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文章，指責傅斯年“告密”。稱1918年這次反日運動，“由于準備不夠，又缺乏斗爭經驗，再加上北大內部有壞學生傅斯年等人的告密，因而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