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教授在4月16日由快手社會價值研究中心舉辦的“科技普惠,數字溫度”互聯網社會價值峰會上的發言,經作者本人補充與修訂,授權FT中文網發布。
我從80年代末開始關注中國鄉村。一個很窮的村莊如果要改變狀態,離不開外界的推動。過去40年,外界推動依托于三類基礎設施。
第一類是制度基礎設施。從中國的減貧經驗來看,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在貧困中出不來,很重要的原因是窮人被一些制度給困住了,制度把人綁縛住以后,他失去了改變自己和家里人境況的機會。要改變這種普遍貧困的狀態,就需要國家提供制度性基礎設施,開放權利,解除體制束縛,中國的第一波大面減貧就得益于此。
您已閱讀14%(293字),剩余86%(1749字)包含更多重要信息,訂閱以繼續探索完整內容,并享受更多專屬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