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劉守英教授在4月16日由快手社會價值研究中心舉辦的“科技普惠，數字溫度”互聯網社會價值峰會上的發言，經作者本人補充與修訂，授權FT中文網發布。
我從80年代末開始關注中國鄉村。一個很窮的村莊如果要改變狀態，離不開外界的推動。過去40年，外界推動依托于三類基礎設施。
第一類是制度基礎設施。從中國的減貧經驗來看，一個社會的大多數人在貧困中出不來，很重要的原因是窮人被一些制度給困住了，制度把人綁縛住以后，他失去了改變自己和家里人境況的機會。要改變這種普遍貧困的狀態，就需要國家提供制度性基礎設施，開放權利，解除體制束縛，中國的第一波大面減貧就得益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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