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從非洲大草原上的類人猿進化為地球主人的歷史，是一場浮士德式的交易。農業革命帶來了人口的大幅增長，但也拉低了許多人的生活水平。生產系統的規律也適用于意識形態，尤其是民族主義這種既驅動發展、也帶來毀滅的意識形態。我們需要辨別并管理好民族主義的兩面——有益的一面與邪惡的一面。

民族主義首先是一股極其強大的社會力量。1918年一戰停戰百年紀念提醒我們，自上世紀開端以來，數千萬人在各個國家的軍隊中戰死，而且他們往往是自愿的。他們全部都是為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稱的“想象的共同體”而死：之所以稱之為“想象的”，因為這些擁有共同國家認同的共同體成員絕大多數相互不認識；之所以稱之為“共同體”，因為它認可忠誠和支持這一首要紐帶。這類紐帶不容易被納入經濟學家關于理性個人效用最大化的框架。它們深入到了更深層次：民族主義已成為一種將國家這個概念神圣化的世俗宗教。

人類具有強烈的社會屬性。對人類而言，認同超越自己個體的更大行為體完全是自然本能。然而，這些共同體最初既小又帶有家族性。后來的大多數政治實體并未指望所屬臣民對國家有強烈的認同：他們要求的主要是服從。被動員起來的民族國家及其倡導的強烈身份認同，大體上只是過去200年間的產物，盡管在西方它們呼應了古代城邦的價值觀。民族主義的現代起點可能是法國大革命后引入的“大規模征兵”(levée en masse)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