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行量化寬松政策的美好時光一去不復返了；當初央行行長們對于需要采取什么措施來刺激經濟增長看法一致。現在不再如此了。在東京，日本央行(BoJ)行長黑田東彥(Haruhiko Kuroda)剛重申，他不排除“進一步降低”該國負利率的可能性。相比之下，英國央行(BoE)行長馬克?卡尼(Mark Carney)宣稱，他“不是負利率的粉絲”，而瑞士央行(Swiss National Bank)行長托馬斯?約爾丹(Thomas Jordan)重申，包括負利率在內的“當前做法是正確之舉”。與此同時，美聯儲(Fed)主席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在今年5月向美國國會表示，“盡管（她）不會完全排除使用負利率的可能性”，但它們將是最后手段。

負利率只是又一個政策工具，人們對它有些小題大作了。央行行長們的戲劇性反映和分歧反映出扭曲貨幣政策討論的兩個認知錯誤。同樣是這些錯誤促使人們將量化寬松政策妖魔化，稱其為“非常規政策”，因而是危險的，但實際上它在降低利差、鼓勵購買更高風險資產以及調整匯率方面非常符合預期。事實將會證明，負利率沒有那么普遍適用，但它的影響是可預測和有用的。

第一個錯誤是相信大多數財務決定將在顯著程度上回應政府借款成本的變化。金融危機爆發前，政策制定者們假設，微調短期利率就足以影響所有重要的財務決策。從美國20年的非典型經歷來看，這只是一廂情愿。其他經濟體仍需要額外的政策工具，就像危機后的美國所做的那樣。從信貸增長與利率之間缺乏穩定關系，從央行業務實踐的歷史看，政策制定者和投資者應該明白，政府債券市場不是唯一“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