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美國使臣麥蓮（Robert Milligan McLane）給咸豐皇帝帶來了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皮爾斯（Franklin Pierce）的國書，內容主要是通報給中國，新任美國駐華使節到任。在照會中，美國使臣要求到北京覲見中國皇帝。

1853年7月，兩江總督怡良在給咸豐皇帝的奏折中寫道：“查我朝臣服外藩，凡有年班及入貢諸國陪臣，抵京后應先習跪拜之儀，然后令其隨班引見，從無準其陛見之例。況合眾國素非臣服，竟以敵體自居，夜郎自大，不足與較?！?意思是說，來到北京覲見中國皇帝的都是“臣服外藩”。而美國從來就沒有向中國表示過臣服，而且以“敵體自居”，實屬夜郎自大，根本沒必要理他。

所謂“臣服外藩”是指在中國皇帝面前俯首稱臣、甘愿受其統領的外藩屬國。即便是已臣服的外藩屬國的使臣，也只能在正月朝賀時方可來北京與隨班上朝的大清官員一起入殿覲見，絕不可單獨面見皇帝。根據清制，蒙古王公及喇嘛等分班到京師參加正月朝賀稱為 “年班”，入貢又稱朝貢（pay tribute）。當時中國尚無現代的國家觀念，也無現代外交觀念和互派使節常駐對方國首都的制度。前引奏折集中反映了中國的世界觀：“天下”觀，以及以朝貢體系為主要特征的對天下秩序的設定。它認為美國尚未臣服于中國，因此將美國視為“敵體”。這是中國當今廣泛使用西方“敵對勢力”或“反華勢力”這一概念的早期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