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關于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與中國的關系，許多人忽略了他給中國輸入公共管理經驗的細節。在李的多次訪華中，中國前總理朱镕基顯然是個好“學生”。朱的許多改革是借鑒了新加坡經驗的。有趣的是，雖然中國的改革與新加坡的經驗有相似之處，不過，“南橘北枳”的問題仍然存在。許多改革在現實中遭遇很大的阻力，“以薪養廉”就是一例。

1992年是中國推行市場經濟的關鍵年份。在李光耀訪華前，中國新華社記者向李光耀問計，主談新加坡的公共管理經驗。當時人們開始重視公共管理對市場經濟建設的作用。關于如何建立一個廉潔有效的政府，他介紹說：“一切有關政府官員權力的工作條例，力求簡單明確。這樣一來，任何違反條例的行為都很容易引起懷疑或招來投訴。”同時，“盡量減少政府官員的自行處理權，例如批準發給執照或許可證的權力。”更重要的是，李光耀談到，“（新加坡的）公務員的薪金都相當不錯，因此受賄的公務員會冒失去工作和養老金的危險。”顯然，李光耀對公務員薪酬的激勵和反腐作用是相當有信心的，并且認為此經驗可以適用于中國。有趣的是，新華社報道一開始就有意識的不用“高薪養廉”，而是用了“以薪養廉”。

不論是“高薪養廉”還是“以薪養廉”，在經濟學的理論中，政府能否提高公務員薪酬來減低腐敗是一個爭議已久的話題。簡單來說，卸責理論認為，既然因腐敗獲得的收入很高，腐敗行為又難以被發現（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因此，給公務員工資水平要非常之高才可能起到反腐的作用。一般情況下，溫和的工資上漲是起不到反腐的作用。諾貝爾經濟學獎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是其中一位倡導者。而另一些經濟學家則相信效率工資理論。只要公務員工資是公平合理的，公務員會理性考慮腐敗后一旦被發現的代價，因而遵守公務員的一些基本守則。目前經濟學關于此項研究大多使用跨國數據，目前只有一項證據是比較確定的：過低的公務員工資會加重腐敗問題，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顯然是肯定這一點的，而朱镕基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