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許多方面來說，那些如今已成為許多電子設備標準配置的精密加密軟件，不過是現代生活中的又一個工具而已。和航空旅行、國際銀行結算以及移動電話一樣，這種軟件也在為人類的各種生產活動作出貢獻——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安全隱患。不過不同的是，加密軟件迅速而有機的增長，幾乎沒有為監管控制和平衡留下多少余地。
有的時候，警方會被描述為進行數字鎮壓的專制機構。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我從來不認為應該禁止加密技術的使用，它是確保互聯網運轉的基礎之一。但是，通過屏蔽身份和隱藏通信內容，對加密技術的運用及其有效性也催生了巨大的犯罪機會——這一點和互聯網整體的情況類似。
相比之下，其他成倍擴大現代生活自由的創新都是民主深思的成果，從設計之初就植入了安全方面的考慮。當電話進入人類生活的時候，一系列相應的法律文件賦予了警方攔截電話的權力。同樣，金融機構也已變得更加復雜，但是它們被強制要求實施了嚴密的反洗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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