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出臺了農地流轉、廢止勞教、統一高考，有限放松結社等一整套改革措施，并設立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和國家安全委員會，體現了中央集權和社會放權兩種基本思路。總的來說，三中全會決定的基調是向社會放權，而實現的路徑則是集權。和去年底學者發布的《改革共識倡議書》所提的六個方面相比，三中全會部分接受了經濟改革、司法改革、保障憲法效力等后三個建議，卻拒絕接受黨內民主化、選舉規范化、言論自由化等前三個建議，凸顯了此輪改革的政府主導性質。問題是，如果說改革的基本動力在民間，民眾不能有效參與的集權式改革能否推進下去？集權改革是否會發生變異，并再次蛻化為既得利益斂財的名義？

三中全會決定雖然強調民權，卻基本不提選舉民主，對人大改革只是一帶而過，甚至也未提及最重要的公民權利——言論與新聞自由。事實上，三中全會之前倡導反憲政言論、抓捕網絡大V及之后對學者博客、微博銷號等一系列行動恰好與此背道而馳。自上而下的改革思路由此可見一斑：社會放權不是賦予社會本身更多的言論自由和民主政治保護機制，而是通過中央集權強力推行。看來新一屆政府一方面意識到放權改革勢在必行，否則執政合法性將面臨嚴重危機；另一方面則對中央獨自承擔改革的能力自信滿滿，不容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甚至認為社會廣泛參與是對一黨執政的威脅。因此，改革成了政府自己的內部事務；如果地方政府有阻力，便向中央集權，進而向最高領導個人集權，通過以領導個人為核心的強勢權威推進改革。

其實，在2011年出版的《權利平等與地方差異》一書中，我已經探討了中央集權式的權利保障機制。中央集權確實可以和社會放權并行不悖，甚至可以為社會放權開道，通過頂層和草根上下聯動擠壓中層，迫使龐大的既得利益集團改革讓利。中國八十年代的改革和這種模式有點類似，只是當時改革的主導力量仍然是自上而下；公民社會則剛剛開始發育，力量十分有限。在這種情況下，雖然中央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改革聯盟，改革實際上處處遭遇“中梗阻”。農村改革相對順利，但是國企與市場化改革為官僚集團充分利用，既得利益集團伴隨改革產生，造成大量腐敗和社會不滿，并引發八九事件和改革的全面停滯。鄧小平“南巡”后，改革重新啟動，但已變味，改革政策為既得利益主導，以至既得利益集團越做越大、積重難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