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作家P?J?奧魯爾克(PJ O'Rourke)喜歡跟人說起一則與反美主義有關的故事。1984年他報道黎巴嫩內戰時，經常被真主黨設置的檢查站攔下。一次，他來到了一座檢查站，一群荷槍實彈、身穿“殺死美國撒旦惡魔”字樣T恤的少年人在那里把守著。奧魯爾克出示了他的美國護照，一個少年開始痛斥他：“跟我說說，貧窮、戰爭、不公、猶太復國主義——為什么這個世界的可怕災難都是美國造成的。”終于，少年停止了數落，把自己的職業規劃告訴了奧魯爾克：他打算去密歇根州的迪爾伯恩學習牙醫。

故事精辟地概括了世界上許多人對西方的感情：憤恨與向往交織。1492年一些美洲原住民對哥倫布可能也懷有相同的感情。奧薩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阿亞圖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羅伯特?穆加貝(Robert Mugabe)和烏戈?查韋斯(Hugo Chavez)等反西方領袖都扭曲和利用了這種反西方情緒。但如果西方真的在喪失全球影響力的話——正如最近敘利亞局勢體現出來的那樣——那么反西方運動就有麻煩了。西方在軍事和經濟上的衰落可能會削弱反西方情緒。換言之，西方的式微或許讓我們西方人更安全。

自哥倫布以來，我們就經常招惹世界各地的人們——最初是殖民，后來是冷戰，再后來是“反恐戰爭”。我們出手干預，有時是代表正義打擊邪惡，有時是代表邪惡打擊正義，但更多的時候是邪惡對邪惡。外交“現實主義者”認為，我們需要建立起全球影響力，以保護我們的利益。這是有一定道理的。此外，干預讓西方的外交政策人士有事可做。但另一方面，如果你不斷惹煩別人，他們有時就會攻擊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