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重慶經濟增速達到驚人的16.5%，不僅在中國名列第一，在全球范圍內也獨占鰲頭。那么，為什么圍繞重慶模式還存在著這么多的爭論呢？隨著近期發生的領導人更迭事件，這種爭論更是達到白熱化的程度。爭論的要點在于，重慶模式是否能創造可持續的、惠及民生的經濟成長？

在《地方政府競爭與債務風險 》一文中，我曾經粗略探討了以重慶為代表的一大批中國地方政府為追求GDP增長而采取的做法，稱之為政府軟預算之下的以土地、金融杠桿化為特點的政府拉動型經濟，但未及詳細分析這種模式的機理。鑒于重慶模式關系重大，有必要展開更加細致的分析。

對重慶模式的最權威解釋迄今為止來自被稱為重慶CEO的黃奇帆市長。在黃市長看來，作為內陸城市的重慶要超速趕超沿海地區，必須打造不同的發展路徑。過去20年，加工貿易“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物流成本占比很低，這是東部沿海盡占區位優勢的原因。而重慶發展加工貿易，便須以新的模式解決物流成本、產業配套等問題，“一頭在外，一頭在內”。所謂“一頭在外，一頭在內”，即沿襲銷售市場“一頭在外”的同時，將原材料、零部件等生產全部實現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區，從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為落實這一策略，他曾于2008年親赴美國惠普公司，說服惠普將4000萬臺產能的電腦生產基地落戶重慶。此后，他再赴臺灣，將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代工企業富士康引入重慶。廣達、英業達等電子代工巨頭接踵而來，大批零部件企業亦相繼跟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