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在與歐洲的關系中，英國總是會抓住每一個機會，讓大好機會白白地溜走。

上世紀50年代初，英國之所以對歐洲說“不”，是源于其在二戰(zhàn)后過度膨脹的自信心。英國夢想與美國一決高下，把自己想像為雅典，而把美國比作羅馬。這樣的幻想，本應隨著英國在1956年蘇伊士危機中的慘敗而早早煙消云散。美國顯然無意向英國求取古老的智慧。美國已成為一個超級大國，而英國則與法國一樣，不過是一個在中東地區(qū)行事落伍的中等規(guī)模的強國。一個關鍵的十年就此斷送。英國無緣參與歐洲一體化的創(chuàng)建過程。

上世紀60年代，英國又失去了一個關鍵的十年。這一次是由于法國戴高樂將軍(General Charles de Gaulle)不信任“盎格魯撒克遜人”所致。到70年代，英國終于朝著歐洲靠攏，但為時晚矣。法德之間帶著澎湃激情的理性聯(lián)姻，已經(jīng)有了充裕的時間來扎穩(wěn)根基。英國仍將是一個新來者——當然會受到歡迎，但俱樂部的其他成員總是用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她。她真的與我們有共同的根本價值觀和最終目標嗎（坦白地說，雖然我們自己對這些東西也并不總是一清二楚）？她認同我們的做事方式嗎？英國雖然身在歐洲，但她心也在歐洲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