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國家的公眾幾乎每天都在哀嘆國家領導力的缺失。這些國家有很多學者大聲疾呼，我們這一代人的丘吉爾(Churchill)、肯尼迪(Kennedy)、戴高樂(De Gaulle)、阿登納(Adenauer)在哪里啊？作為丘吉爾的傳記作者，我對這個問題給出的一個答案是：我們應該心懷感激，不論我們這個時代多么動蕩，還不至于糟糕到需要丘吉爾復活。斗士通常不適合解決社會和經濟問題。偉大將領威靈頓(Wellington)當首相是場災難，丘吉爾對英國1926年大罷工(General Strike)的反應過度并導致社會分裂。

當代的許多領導人一定都有過自憐情緒，因為在他們掌權的時代，權力受到的限制一一曝光，使得擔負要職沒什么回報。今天的經濟問題龐雜而棘手。用約翰?梅杰(John Major)在上世紀90年代的經歷做一下對比。作為英國首相，他幾乎和戈登?布朗(Gordon Brown)一樣不稱職，有過許多尷尬和丟臉的經歷，比如經濟衰退、英國被迫退出歐洲匯率機制(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巴爾干半島戰爭以及保守黨在歐盟問題出現的內訌。但現在再回過頭去看，所有這些對英國的傷害，都遠不及最近的一系列事件。梅杰的缺點關系不太大，在他執政下，英國沒有遭受過2008年銀行業崩潰及后續動蕩那樣改變游戲規則的危機。

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任職美國總統期間同樣如此。雖然在他身上發生了許多戲劇性事件——其中一些與他的性欲有關——但他沒有經受羅斯福(Roosevelt)、肯尼迪和約翰遜(Johnson)總統經受過的考驗，也沒有經受奧巴馬(Barack Obama)正在經受的考驗。其他一些國家領導人運氣也不錯：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的大部分考驗來自她自己，而他的財政大臣也從北海石油繁榮中大獲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