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識人先識書，回首已數年
幾年前，我在上海季風書園主持一個【讀品】的讀書沙龍，去得早，就在書店閑逛，翻到一本黃亞生教授的《改革時期的外商直接投資》，翻開之后，一直看到活動開場，不忍釋手，干脆買了回家再讀。這本被“和諧”到殘忍的書，本名叫《出售中國（Selling China）》。可能是為了規避審查，或者是減少書中刺激性觀點的影響，新星出版社做出了妥協。這也延緩了黃亞生在大陸獲得廣泛影響力的時間。但敏銳的思想本身會穿透各種障礙，黃亞生很快贏得了贊譽。
而我初次接觸黃教授，是在2009年了。去信給黃教授邀請他來參加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的年會“危機后的選擇”。黃教授在會上的演講主要報告了他當時做的一個調查：農民工工資增長緩慢才是內需不振的根本原因，而民工工資低的原因卻又深植于體制之中。吸納農民工作為就業主體的中小企業在金融危機中并沒有獲得所謂扶持，而且長期上它們在投融資安排上都受到限制。對大型國企的政策扶持甚至資金補貼，降低了中小企業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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