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動物王國，單憑身體大小判斷兇猛程度，是糟糕的策略。自然界最致命的生物之一，是微小的箭毒蛙。將“大”作為衡量標準的智慧，在金融界也令人質疑。但由于大西洋兩岸的監管者似乎都傾向于這么做，我們有必要提出下述問題：什么時候“大”會變成壞事，以及“大”會給誰帶來危險。

假設監管者希望評估一家銀行的絕對規模、或相對于經濟產出的規模，而不是利潤率、存款規模、或批發融資規模這些指標。摩根大通(JPMorgan) 指出，這種算法仍然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空間。相比于美國同行，與衍生品相關的會計差異可以夸大歐洲銀行相對于國內經濟的規模。用風險加權資產作為衡量標準可能帶來的差異更是眾所周知——無論是在衡量不同國家的金融機構時，還是由一個國家的不同監管者進行衡量時。此外，美國監管者似乎有悖情理地樂于看著銀行逐漸變大，只要它們不大量購入資產。摩根大通指出，自1992年以來，銀行資產的增長一直落后于它們大型國際客戶收入的增長。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國際上對跨境合作解決上述問題仍討論甚少。甚至連處置美國銀行十分高效的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在處理國際敞口問題上也經驗有限。事實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主席指出，“缺乏全球視角”的衡量方法正在增多。理論上，每個國家處理自己所持某家大型破產銀行資產的份額，可以減輕該銀行所屬國的負擔。但現實中，國際企業擁有高度的內在聯系性，并伴有傳染的風險，另外，外國政府也不愿意幫助清算一個它們沒有監管權的機構。隨著每個國家的改革努力陷入停滯，國際協同仍然是一個白日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