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八年在哈佛的演講中，劉賓雁仍對中國的未來抱有希望。盡管在過去一年中，一種強烈的危機感正包圍著他自己，也包圍著整個中國社會。很長時間以來，劉賓雁都被視作政治變化的溫度計。每一次寫作都像是一次對政治容忍度的試探。一些時候，他勝利了，另一些時候則失敗了，稿件壓在自己的書桌上。中國的政治氣氛逃離了毛時代徹底的嚴酷，卻也并沒有迎來真正的春天。對于新聞業來說，基本的常識遠未恢復。報紙是黨的喉舌，還是人民的喉舌，仍處于爭論之中，而揭露性的報道經常被認定是破壞安定團結——盡管誰也定義不清到底什么是“安定團結”。

政治運動不再席卷整個社會，卻仍不斷侵擾文化領域。“外界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國共產黨不同于其他所有執政共產黨的一個特點”，劉賓雁后來總結說，“中共對于意識形態的重視和對于人民思想的控制，比其它國家的共產黨要強烈得多，也有效得多。”一九八一批判《苦戀》，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一九八七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開放與封閉，不斷彼此交替。中國社會的根本矛盾就像一九七九年的兩種力量的彼此交戰，有時候“改革開放”占了上風，有時候自由又必須臣服于“四項基本原則”。一個日后困擾中國的悖論已經顯現——共產黨政權能在推行經濟自由與社會開放的情況下，保持對政治權力的絕對壟斷嗎？新聞記者、作家、藝術家，都經常成為這種較量的首要犧牲品，似乎危害國家未來的不是惡化的現實，而是一些大膽說出了這些現實的人。

劉賓雁當然了解，他暫獲的自由，與最高權力之間的制衡相關，也與領導人的個人風格緊密相關。胡耀邦的開明態度，一直是他的重要保護力量，他的成功既幸運又脆弱。這種危巢之下的自由，在一九八七年走到了盡頭。這一年，胡耀邦被免除了總書記的職位，而劉賓雁與兩位著名的知識分子方勵之與王若望被以一種極為戲劇性的方式開除黨籍——中央電視臺與中央廣播電臺向全國直播。這兩個事件，直接表明了政治改革來到了另一個十字路口，黨內的自我批評與糾正機制，似乎不再能發揮作用。再加上經濟改革從鄉村拓展到城市時的挫折，一種幻滅情緒開始蔓延。很多人相信一個勃列日涅夫年代正在來臨——政治、經濟與文化生活陷入漫長的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