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文章講的（1951年山西省創辦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程很好，我當時在山西的工廠里做工會工作，那時我沒有聽陶老說過這個事，后來文化大革命后才知道的。他寫這個文章都是根據自己的筆記和資料來的。”
今年93歲的陶魯笳先生1953年至1965年在山西省任省委第一書記，2009年7月30日晚，陶老的夫人從醫院看望他回到家中就接待了我，她如是說。
這位88歲的老人臉色紅潤，眼睛有神，記憶極好，談著談著，她去里屋抱出幾本老相冊來——“這是1958年9月，陶老陪同陳毅同志在山西榆次紡織機械廠慰問職工，這個工廠是從上海遷來的，曾擔任過上海市市長的陳毅說一定要去這看看。”
當我指著一本書上刊印的1959年3月，毛澤東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講話的照片時，老人家說這張照片家里沒有了，她一一向我指出團坐在毛澤東周圍的與會者：柯慶施、劉少奇、李井泉、陶鑄、王任重、周小舟、譚震林、曾希圣和胡喬木。“這是陶魯笳，這張照片里的人現在就剩他一位了。”
“這些文章都是陶老自己寫的，他的作風是自己寫。”
當我希望得到授權，在FT中文網刊發陶老有關毛澤東與山西創辦農業合作社爭論的親歷文章時，陶夫人欣然同意。我也請她向住院的陶老轉達深深的感謝和致意，祝他早日康復。
1949年后的十年，中國農村合作化迅猛展開，經歷了從農業生產互助組到初級社，再到高級社的歷史演變，最終由土地私有的小農經濟變成了高度集體化的人民公社體制。
其實，1951年這次山西試點從互助組升級創建初級社中的爭論，正是這一系列故事的開端，它也是1949年后中國高層就治國戰略的第一次大爭論，影響極其深遠。
可以說，這次爭論不僅顯示出著毛澤東和劉少奇等領導個人觀點的不同，還彰顯了一個新時代的治國探索軌跡，其實質是土改后的農村要不要立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它的背后也深深蘊藏著從理論思維到現實經濟、社會、政治體制構建的歷史功過得失的“先聲”。了解這段歷史，有益于我們面對當下和未來，特別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
這些歷史細節，這些經驗與教訓，現在不常被提及與思考。我們非常愿意將陶魯笳先生的這篇親歷長文，作為FT中文網“見證中國（1949-2009）”大型專題的第一篇口述歷史。我們將分三次刊發全文，今天是上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