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每個抱有以下信念的人——不管是不是美國人——喬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任期都造成了創傷：在21世紀，人類解決自身面臨的問題只能通過集體行動、通過所有成員都受相同規則約束的多邊機制。這種創傷之巨，使得人們忍不住把一切困難都歸咎于布什政府，仿佛一旦布什政府下臺，那些困難就會迎刃而解。

在布什任期的前六年，我在紐約聯合國秘書處工作，我了解到許多同僚抱著上述觀點，尤其是信奉國際主義的美國朋友。兩年前我回到歐洲后，也發現這里幾乎每個人都抱著同樣的立場。

人的記憶是短暫的。在聯合國工作時，我驚訝地發現，我不得不經常提醒人們，我們與克林頓政府的關系絕對談不上融洽。比爾?克林頓(Bill Clinton)總統把他自己在索馬里和波黑的失敗怪罪到聯合國頭上，此后他系統化地阻撓聯合國開展新的維和行動，直到1999年他突然需要聯合國在科索沃和東帝汶出面。在償付美國對聯合國欠款的問題上，他未能與美國國會達成一致。他的官員認為聯合國秘書長科菲?安南(Kofi Annan)的顧問們在對待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的態度上軟弱得危險，而我們則指責美國實行的伊拉克政策是在懲罰伊拉克人民、分裂國際社會，并使聯合國在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成為“壞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