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遠不會忘記多年前我對已故的理查德?特拉姆卡(Richard Trumka)的一次采訪，他當時是美國最大的工會——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AFL-CIO)的主席。言辭強硬的特拉姆卡曾是賓夕法尼亞州的煤礦工人，后來成為律師。他告訴我，他在上世紀90年代與克林頓政府的一名官員有過一次對話，內容是關于1993年批準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后果，以及中國進入全球貿易體系的潛在影響。
特拉姆卡擔心廉價勞動力突然涌入全球市場，以及這將對美國工人的收入和生活產生的影響。“我告訴(那位官員)，這些交易會害死我們，他同意了。”但這名官員表示，一段時間后，“工資將開始再次上漲，世界各地的情況將趨于平衡”。當特拉姆卡問他這個“平穩”的過程可能需要多長時間時，他回答說：“大約三到五代人”。
三到五代人。這在有關社區和人民的生活中，相當于一個世紀。那么，美國的普通工人，就像許多富裕國家的工人一樣，已經開始質疑全球化，這有什么奇怪的呢？或者，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正在上升？正如哈佛大學教授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在2011年指出的那樣，他是近年來為數不多的挑戰其專業領域的公認智慧的主流經濟學家之一。“民主、國家主權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是相互不相容的：我們可以結合這三者中的任何兩個，但永遠不會同時和完全擁有這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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