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城市化正在快速推進，預計到2050年，全球約70%的人口（大約70億人）將生活在城市中。面對如此龐大的人口流動，我們該如何以可持續的方式應對，最終提升人類的生活質量？ 在這一期的全球領導力對話系列中，我與三位來自彭博新經濟動態城市聯盟的關鍵人物進行了討論：Urban Partners聯合創始人兼主席米克爾·布洛-倫斯比（Mikkel Bülow-Lehnsby）；麥肯錫資深合伙人及麥肯錫全球研究院前總監蘿拉·沃澤爾博士（Dr. Lola Woetzel）；以及彭博的社區創新總監伊麗莎白·岡薩雷斯（Elizabeth Gonzalez）。

米克爾提到，“想想看，這真是令人驚訝——我們有數千年的城市建設經驗，但盡管全球擁有如此豐富的知識，卻很少有系統的方法來做好這件事。” 我們討論了新推出的“動態城市儀表盤”（Dynamic Cities Dashboard）—— 這是一個由世界頂尖建筑師、城市規劃師、開發商、現任及前政府官員、創新先鋒、社會企業家、企業代表、金融家和城市專家組成的聯盟歷時多年的項目，旨在重新確立更優質城市環境的標準和實踐。

圖1：動態城市儀表盤中的核心支柱

作為動態城市聯盟（Dynamic Cities Coalition）聯席主席的米克爾，在過去二十年來一直專注于房地產領域，并熱衷于改造城市空間。他的洞察力揭示了一個關鍵問題：城市中的房地產往往被視為具有價格標簽的單純資產，而不是為了滿足居民需求而設計的人本環境。他的愿景促成了Urban Partners的成立，該公司以成為城市價值鏈中最具能力的投資者為使命。米克爾解釋道，我們本能地能夠識別一個功能完善、整體協調、綠色繁榮的城市，這樣的城市能讓我們感到賓至如歸。然而，目前仍缺乏一個系統性的框架來指導決策者打造此類典范城市。

動態城市儀表盤旨在彌合這一空缺，通過為城市和商業領袖提供關鍵的決策依據，推動普遍改善城市環境的決策。伊麗莎白進一步闡述道，儀表盤中的核心支柱提供了一個整體視角，幫助我們了解一座城市為何優秀。依據2021年發布的彭博創新經濟動態城市框架（Bloomberg New Economy Dynamic Cities Framework）中的原則，對城市進行評估。這些評估基于兩類支柱展開，一是確保城市穩定的支柱（公平、可持續、幸福感），一是推動變革的支柱（創新、數據驅動和響應）。

從投資者的角度來看，米克爾強調了在投資回報中平衡多維度考量的重要性，而不僅僅局限于財務因素。他指出，傳統的財務指標往往忽略了與城市發展相關的社會維度和外部性。例如，雖然像租金和經濟活動這樣的財務指標得到了充分的覆蓋，但社會維度，如社會互動的質量和包容性，以及對環境的影響等外部性往往被忽視。盡管在公共公園和綠地上的投資可能不會立即帶來收益，但它們為城市創造了長期的價值。

米克爾強調，良好的投資回報，尤其是經過風險調整后的更佳回報，與創建更好的城市環境密切相關。挑戰在于，金融成功往往被片面地短期評估，而不是從長遠的角度進行考慮。以將城市設想為公民提供300年的“產品”為例，米克爾解釋說，當城市區域被賣給多個只關注短期收益的開發商時，構建持久繁榮城市的整體愿景便隨之喪失。這種做法不僅導致價值的流失，還無法創造可持續的城市環境，最終也無法實現更長遠的財務回報。

在跟進米克爾關于綠地和公園的重要性的討論時，伊麗莎白指出，動態城市儀表盤的“幸福感”支柱關注那些促進城市歸屬感和福祉的要素，同時也反映社會經濟的進步。 安全且包容的公共空間不僅可以增強社會凝聚力，減少犯罪，還能促進旅游業發展，并改善環境可持續性以及身心健康。

圖2：動態城市儀表盤中的“幸福感”支柱：香港的社區指標

伊麗莎白提到，最終確定的一個關鍵指標是由聯合國人居署提供的“居住在公共開放空間步行范圍內的人口比例”。例如，香港在這一指標上表現突出，這主要歸功于其豐富的公共空間，這與人們通常認為香港僅由密集的摩天大樓構成的印象相反。

創建該儀表盤絕非易事，伊麗莎白解釋說。 在項目的初期階段，團隊與麥肯錫合作，進行了廣泛的研究，以在全球范圍內的來自不同地區的城市中識別和跟蹤各種指標。為每一個支柱定義了大量的指標和參數，但最終將其縮減為一套可管理的指標集。難點在于找到可靠且客觀的數據，這些數據必須能夠在超過一半的城市中標準化，否則該指標將被取消。

這個儀表盤不僅旨在提供城市表現的快照，還希望能夠激勵各城市更加重視數據，從而推動透明化文化和基于信息的決策。

這一動態城市框架如何與中國——一個在過去幾十年里經歷了前所未有城市化進程的國家——產生共鳴？ 自1985年以來一直在中國工作的蘿拉·沃澤爾博士，回顧了中國城市發展的非凡歷程。她說道：“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國經歷了一個令人驚嘆的時期，一切皆有可能。我希望這一時刻能夠延續下去。我的激情源于這個時刻——為了美好的創造和重新想象，為了推動人類潛力的不斷發展和提升。”

蘿拉特別提到了上海崛起為全球巨型城市的歷程：“雖然有錯誤和問題，但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城市像上海這樣取得過如此成就。當我來到上海時，這里大約有九百到一千萬人，人均GDP約為5,000美元。今天，上海的人口已達到2300萬，人均GDP也增長到了25,000美元。” 該市經濟的快速增長及人均壽命的顯著提升，充分展示了其作為城市進步典范的演變。從蘇州河的治理到南京路的轉型，再到浦西的可持續發展，上海展示了將現代化與生活質量顯著提升有機結合的能力。

圖3：動態城市儀表盤中的“響應”支柱：上海的城市服務指標

圖4：動態城市儀表盤中的“響應”支柱：上海的環境投資指標

據蘿拉所言，治理是上海成功的關鍵因素。該市的分權模式賦予了各區決策權，而市級政府則保持戰略監督。幾十年來，上海開發了多個衛星城市來容納不斷增長的人口，同時應對由此帶來的諸多挑戰，如住房短缺、失業、交通擁堵和污染。這些區域擁有獨立的基礎設施，包括大學、醫院、銀行和建筑公司，從而有效減輕了市中心的壓力。而市政府著重在各區之間進行協調，確保地方賦權順利實施，同時建立起明確的責任機制。這種靈活性使上海能夠應對許多其他城市難以克服的復雜挑戰。通過這種治理模式，上海成功地在快速城市化與居民需求之間取得了平衡，推動了可持續的城市發展。

在她看來，城市治理不僅僅是管理服務或應對挑戰，更是城市價值觀的體現。她說道：“我認為儀表盤和績效管理是良好治理的標志，它們傳達著我們真正關心的事情。” 一個精心設計的儀表盤不僅是數據的匯集，更反映了政府的核心價值觀和關注點。這些儀表盤也是至關重要的管理工具，能夠幫助城市監測進展、發現問題，并促發對潛在挑戰更深入的討論。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幫助我們更深入地理解城市如何運作，并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演變。

此外，蘿拉強調了治理在管理財務和推動長期解決方案中的重要作用，這些方案旨在平衡財務回報與更廣泛的社會利益。盡管個別投資者可能會專注于短期收益的最大化，監管機構則肩負著引導投資流向關鍵領域的責任，例如經濟適用房和環保項目。通過將忽視這些問題的潛在成本納入金融體系，政府能夠創造激勵機制來促進社會責任投資。這種方法在新加坡等地得到了有效驗證——在新加坡，住房政策不僅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它確保了社會的長期穩定。同樣，二戰后德國、荷蘭和維也納的住房危機也通過集體金融結構得到了解決。這些案例表明，經過深思熟慮的治理可以在不犧牲經濟回報的前提下優先考慮社會需求，展示了長期社會穩定往往是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基石。

動態城市儀表盤的核心在于其對進展的衡量，而不僅僅是評估表現和對城市進行排名。 伊麗莎白解釋說，通過跟蹤18個指標中的7個，儀表盤可以捕捉到兩個時間點之間的變化，進而對城市發展的動態進行評估，并突出顯示那些展現出顯著進步的城市。城市根據其獨特的背景，考慮到人均GDP和人口增長率等因素，進行城市類型分類。 通過這種方式，儀表盤幫助城市基準化其進展并確定改進領域。這種動態方法確保城市不僅努力滿足當前標準，還能夠持續發展，并從同類城市中尋找改進的靈感。

圖5：動態城市儀表盤中的城市類型分類

米克爾進一步強調了動態標準在促進進步中的重要性，通過為城市持續改進創造激勵和獎勵機制來推動發展。他表示：“通常情況下，制定標準并不能促進進步。對我來說，一個關鍵點是，動態標準不僅能夠比較處于不同階段的城市，還能鼓勵進步。這有點類似于一些碳會計標準——如果你只要求一切達到某個水平，你實際上可能會阻礙那些需要改進領域的投資。” 因此，與其設定靜態基準，這種動態方法更能促進持續的投資和創新，使城市能夠發展并有效應對未來的挑戰。

米克爾還談到了當前獎勵機制的低效性。他說：“我認為這可能是我們面臨的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許多現有系統根本不適用于長期規劃。尤其是我們的金融評估體系，完全缺乏支持長期激勵的能力。” 建設城市需要前瞻性思維，因為它們是為數百年的使用而設計的。他指出，戰后開發的傳統財務系統，如GDP指標，在當時確實有效，但如今已經難以真正促進人類的自由與幸福感。他舉了亞馬遜雨林的例子——這片森林只有在被砍伐時才被賦予經濟價值——以此來說明，我們需要一套能夠更好地體現我們真正所追求目標的系統。

伊麗莎白認為城市是應對全球挑戰的中心。她說：“世界變得越來越復雜，挑戰也越來越嚴峻，而這些挑戰最集中爆發的地方就是人口密集的城市。我認為我們應對氣候問題的最佳途徑是從城市層面、從市政層面開始，通過建筑環境的脫碳、資源效率的提升以及創新來解決問題，因為這就是志同道合的人們聚集在一起所能實現的。”

彭博新經濟動態城市聯盟對其使命的承諾，體現了一種全面而系統的方法——在這個過程中，治理、責任投資以及跨行業的協作共同構建了城市未來的基礎。最終，目標十分明確：城市必須通向動態發展，不僅僅是為了改善日益龐大的社會群體所處的城市環境，更是為了提升所有居民的生活質量。正如蘿拉·沃澤爾博士所說：“如果我們能讓城市變得更好，它也會讓我們變得更好。”

（林凡榆Fanyu Lin是一位旅美藝術家，畢業于中央美術學院及哥倫比亞大學建筑學院。現擔任世界經濟論壇互聯世界理事會理事、彭博新經濟論壇城市理事會理事，也是世界家園基金會創始人。編輯郵箱michael.lin@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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