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于過往的十年，如果用一個詞匯來形容，您的答案是什么？”

2017年4月，在杭州舉辦的一場“互聯網+”峰會上，我與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同席，向他請教了這個問題。在《激蕩三十年》出版十年后，我想要寫一本新書來記錄這段剛剛逝去的歷史，但一直找不到一個準確的詞匯來定義它。它多元、復雜和令人難以言表。

周其仁，這位曾在東北長白山當過八年狩獵人的學者是中國經濟最杰出的觀察家之一，他總是能用簡潔的表述把深刻的真相披露出來，好像用一粒鉛彈擊穿遮蔽森林的迷霧。

他略沉思了一下，然后回答我。果然，他只用了四個字——“水大魚大。”

的確是水大魚大。

在這十年里，中國的經濟總量一躍而超過日本居于世界第二，人民幣的規模總量增長了3倍，外匯儲備增加了1.5倍，汽車銷量增長了3倍，電子商務在社會零售總額中的占比增長了13倍，網民人口增長了2.5倍，高鐵里程數增長了183倍，城市化率提高了12個百分點，中國的摩天大樓數量占到了全球總數的七成，中產階層數量達到2.2億，每年出境旅游人口增加了2.7倍，中國的消費者每年買走全球百分之七十的奢侈品，而他們的平均年齡只有39歲。

急速擴容的經濟規模和不斷升級的消費能力，如同一個恣意泛濫的大水，它在焦慮地尋找疆域的邊界，而被猛烈沖擊的部分，則同樣焦慮地承受著衍變的壓力和不適。

大水之中，必有大魚。在這十年里，中國公司的體量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世界500強（2017）的名單中，中國公司的數量從35家增加到了115家，其中，有四家進入到前十大的行列中。在互聯網及電子消費類公司中，騰訊和阿里巴巴的市值分別增加了15倍和70倍，闖進全球前十大市值公司之列。在智能手機領域，有四家中國公司進入前六強，而在傳統的冰箱、空調和電視機市場上，中國公司的產能均為全球第一。在排名前十大的全球房地產公司中，中國公司占到了7家。全球資產規模最大的前四大銀行都是中國的。也是在這十年里，中國公司展開了激進的跨國并購，它們買下了歐洲最大的機器人公司、曼哈頓最豪華的五星級酒店、好萊塢的連鎖影院、比利時的保險公司和日本的電器企業，還在世界各個重要的樞紐地帶擁有了起碼30個港口和集裝箱碼頭。

在剛剛過去的十年里，世界乃至中國的商業投資界發生了基礎設施級別的巨變。以互聯網為基礎性平臺的生態被視為新的世界，在十年時間里，中國人的信息獲取、社交、購物、日常服務以及金融支付等方式都發生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改變。甚至在文化趣味上，中國式的自信也正在復蘇。

大魚的出現，造成了大水的激蕩，并在魚群之間形成了新的競合格局。

有人在警告新的壟斷出現，有人提出了新的“中國威脅論”，也有人在驚羨大魚肥美的同時，小心翼翼地預測它的虛胖和死亡。甚至連大魚自己，也對陡然發育的體量無法適應，巨型央企的出現引發了新的爭議，大型互聯網公司以及與之攜行的萬億級風險投資集團對產業經濟和公共社會的滲透和控制，造成了新的驚恐和反彈。

這就是我們在過去十年看到的景象，它既波瀾壯闊又混沌失控，充滿了希望又令人疑惑。大水對速度的渴望以及恐懼，大水與其他大水之間的博弈，大水與大魚之間的適應，以及大魚與其他大魚、小魚之間的沖撞，構成了一幅難以理性靜察的壯觀景象。

二

在2008年到來之前，全球化的浪潮已經高漲了整整六十年，人類學習著用和平競爭的方式推動物質文明的進步。但是，在2008年之后的十年間，全球經濟出現了兩個新的特征。

其一，互聯網經濟的技術變革周期結束，信息化革命的推動力日漸式微，而新的產業變革仍在黎明前的暗黑通道之中，全球經濟出現了以通貨緊縮為共同特點的產業“空窗期”；

其二，由美國次貸危機轉化而成的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潮汐的走向，反全球化成為新的趨勢，“黑天鵝”頻飛，民粹主義再度流行，新保守主義喧囂塵上。

在這一時期，作為全球化的最大獲益國，中國的處境不無尷尬。對中國的依賴與遏制，構成為一種充滿了矛盾的并生現象。

“是世界更需要中國，還是中國更需要世界？”這是一個無解、卻時常被提及的問題，在這一糾結的背后，體現出了西方世界及周遭各國對中國崛起的復雜心態。

三

在歷時四十年的中國改革史上，我們發現，所有的重大變革主要是由兩個因素而造成的。

其一是制度的創新與勇氣，如20世紀70年代末的農村改革和90年代末的外向型經濟和城市化運動，以及數十年間一直徘徊探索中的國有企業改革和金融改革，都展現了中國式制度創新的獨特性和復雜性。其二是技術所帶來的破壁效應，它繞過了既有的政策和管制壁壘，從而在一個貌似固化的產業里別開生面，譬如微博及微信對公共輿論和思想市場的促進，以及電子商務對制造、流通和金融業的再造。

這兩種因素，前者是可反復的，后者則決不可逆。在某些領域，它們同時發揮作用，例如在金融領域中，既發生了互聯網金融、移動支付和大數據革命對傳統銀行及證券產業的顛覆，同時，政府也打開了民資進入銀行業的準入門檻，出現了共和國歷史上的第一批民營銀行。

在這一漸進式的中國變革之路上，我們看到了一系列的戰略性矛盾，它們有的從改革開放第一天起便已存在，有的則是近十年來新的景象。

經濟增長方式的彷徨：在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中，中國快速推出“四萬億計劃”，在各國經濟體中率先沖出衰退的低谷，而在同時也固化了靠投資來振興經濟的路徑依賴，它在日后引起極大的爭議。

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的博弈：中央集權制的治理模式是最富中國特色的制度架構，幾乎所有關于市場化的爭論均與此有關。

制造能力與消費升級之間的沖突：近十年間，中產階層的消費能力井噴是一個讓人措手不及的景象，它對供給端造成了巨大的錯配性壓迫，轉型升級的效率和代價決定了中國產業變革的未來；

中國崛起與世界經濟新秩序的調適：在過去的十年里，中國表現出參與國際事務的極大熱情。而與此同時出現的是，反全球化的趨勢以及列國對中國資本的羨慕與恐懼。

四

中國近十年的變化，更多的體現在階層豐富化和價值觀的衍變上。

“80后”和“90后”既是獨生子女的一代，更是第一批中產階層家庭的子弟和在少年時期就上網的互聯網原住民。2008～2017年這十年中，正是“80后”和“90后”進入職場和開始創業，并試圖主導公共社會的微妙時期，代際之間的沖突比人們想象的更富有戲劇性和突變性。

在過去的十年里，深圳市的房價從1.3萬元/平米暴漲到6萬元/平米，北京金融街的寫字樓租金超過了曼哈頓。在整個大中華地區，10億美金富豪人數為692人，超過美國的552人。站在上海黃浦江的外灘邊，眺望兩岸的摩天大樓和璀璨燈光，你會發現，這里是當今世界最繁華和喧囂的流動盛宴。

同時，這個國家也正在被“折疊”。

對財富的焦慮和階層固化的恐懼，使得物質追求成為當代最顯赫的“道德指數”。中國每年有240萬家新的創業公司誕生，它們中的百分之九十會在十八個月里失敗。在淘寶平臺上，活躍著600萬名大大小小的賣家，他們不分晝夜地叫賣著自己的商品。在政府的鼓勵之下，全國各地出現了8000多家創業孵化器。在每一個星巴克咖啡店里，每天都有人打開著電腦，熱烈地討論一個又一個稚嫩卻野心勃勃的PPT。

在《激蕩三十年》中，我用頗為激越的文字描述了一段野蠻生長史，在那些歲月，一切的秩序都是進步的枷鎖，對現狀的背叛充滿了樂觀主義的自信，即便是失敗者也仍然那么迷人。然而，在新的十年里，你會看到一段迥然不同的歷史。它變得更加的壯觀，卻也更加撲朔迷離。我們進入了一個失去共識的年代，或者說，舊的共識已經瓦解，而新的共識未嘗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