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梁濟問兒子梁漱溟：“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答：“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一個世紀之后的今天，我們置身于另一場深刻的大變局：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滑向全面戰略競爭，科技鐵幕加速落下，全球化的高歌猛進在脫鉤斷鏈、去風險的聲音中褪去光芒。“這個世界會好嗎？”，這不再是一個書齋里的哲學問題，而是橫亙在中美乃至世界面前的抉擇。今天的中美，如同歷史峽灣中的巨輪，各自承載著不同的記憶與對未來的暢想，進行著一場關于“世界應向何處去”的巨型對話。
美國學者詹姆斯?法羅斯指出，中美硬實力此消彼長的趨勢，推動雙方關系在2010年前后由競爭走向結構性博弈升級。進入21世紀第三個十年，中美戰略互疑--也即中美雙方在長遠意圖方面的互不信任，日益加深，這種互疑植根于結構性權力轉移、意識形態差異、地緣戰略碰撞以及規則主導權之爭，同時深刻塑造著世界各國的戰略選擇與國際秩序的未來走向。以美國價值觀、軍事同盟和美元體系為基石的全球秩序正在松動、裂變，華盛頓浸染著秩序性焦慮，政策反應趨于激進。美國試圖在技術領導權、規則制定權和意識形態等領域多維度全面施加壓力，以維系一個繼續由其主導、且將主要對手邊緣化的新體系。
在技術層面，美國認為中國的快速技術發展已觸及其國家安全與核心競爭力的臨界線，因此從整體戰略上采取以地緣政治為內核的科技遏制政策，意在削弱中國快速提升綜合實力的空間與節奏。通過產業補貼、友岸外包、出口管制及投資審查等多重手段，華盛頓旨在重塑半導體與高端制造供應鏈體系，并推動盟友配合建立排他性科技合作安排，以維持自身的技術領先與制度優勢。美國一系列出口管制措施以及持續升級的關稅戰，在本質上延續了以絕對實力為基礎、通過外部壓力實施結構性制約的戰略思維，客觀上推動了全球貿易和產業秩序的重組。然而，從實踐效果來看，這些措施并未有效遏制中國高科技企業在“脫鉤斷鏈”格局下重塑自主創新體系、構建相對獨立的技術生態進程。正如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一份報告所指出，美國實施的出口管制等限制性措施反而在客觀上促使華為等中國企業在自主研發與供應鏈重構方面加速成長，形成更具競爭力的技術體系。
面對包括芯片在內各領域的高墻，中國專注于“如何應對”。封鎖清單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中國技術自主化的“反向催化劑”，也即外部壓力轉化為內部動能。其核心邏輯并非簡單的“你筑墻、我修路”，而是以“危”為機、通過體系重塑實現戰略再平衡。中國的應對策略呈現出兩條主線：一是保持制度開放，防止自我封閉導致的創新孤島化；二是強化技術自主可控，通過“新型舉國體制”持續探索“政府引導+市場驅動”的混合治理模式，構建跨部門、跨產業的協同創新體系，整合政府、高校和科研機構、企業的力量。比如，十五五規劃建議稿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為第二個任務，指出中國要“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針對“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建議稿指出要完善新型舉國體制，采取超常規措施，全鏈條推動集成電路等重點領域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取得決定性突破。
中國“雙重主線”的政策取向體現出一種基于歷史記憶與現實理性的長期主義信念。近現代的屈辱經歷，塑造了中國社會對“核心技術求不來”的根本認知，也使當下的封鎖反而強化了自力更生的戰略共識。在實踐層面，2025年6月，繼華為麒麟9000S之后，小米推出“玄戒O1”芯片，標志著本土企業在高端芯片領域邁出又一實質步伐。這些成果雖難掩產業長期積累不足與技術封鎖的結構性困境，但也顯示出“可持續自我強化”的創新機制初步形成。客觀的說，中國芯片產業仍處于艱苦的“持久戰”階段，然而其進程的關鍵意義在于不斷試錯、持續進步、系統修復，而非短期勝負。值得指出的是，面對美國在先進半導體與芯片制造設備領域持續收緊的出口管制與關稅政策，中國亦采取相應的反制措施，比如對部分軍民兩用關鍵礦物實施出口限制，并逐步將范圍擴大至鍺、鎵、石墨以及鎢、碲、鉍、銦等重要原材料。可以說，中美雙方在高科技領域的互動已呈現出“技術--原材料”層面的對峙格局，形成一種互為制衡的競合關系。
在規則層面，華盛頓日益認為現有的多邊貿易和治理框架已不足以對中國形成有效約束，因此試圖通過“價值觀貿易”與“俱樂部式規則”構建更高門檻、更具排他性的制度體系。拜登政府時期以供應鏈韌性、清潔能源、數字經濟為核心議題的“印太經濟框架”，以及通過稅收和補貼政策推動供應鏈向政治盟友集中、重塑全球產業鏈邏輯的“友岸外包”政策，均以“將中國限制在規則接受者而非規則制定者的地位之外”為戰略目標。換言之，美國嘗試在制度創新的名義下，重組一套排他性較強的新型國際經貿規則體系。盡管特朗普政府在對外策略上有別于以往傳統，相對淡化聯盟機制，轉而強調交易性外交與短期回報，但以維護美國全球主導地位為核心目標的政策邏輯依然在其對華戰略中延續。在華盛頓看來，中國長期以來是現有國際體系的“受益者”與“搭便車者”。然而，當中國不僅能夠在既有規則中游刃有余，甚至開始在部分新興領域展現出“換道超車”的潛力時，美國所擔憂的并非當下的實力差距，而是“未來秩序可能不再由我定義”的前景。這種心理轉變使美國的政策邏輯從“競爭的自信”滑向“遏制的恐懼”，并通過強化技術封鎖、制度壁壘與價值邊界來構筑象征性的“安全之墻”，以守護一個正在消逝的單極時代。
事實上，這種源自美國的“秩序性焦慮”在向更廣泛的“西方共同體”蔓延。隨著跨大西洋關系的凝聚力減弱，美國內部的安全焦慮與歐洲的結構焦慮相互疊加，使“西方”這一概念的內涵與邊界日益模糊。正如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所學者帕特里克在《外交事務》雜志撰文所指出的，“西方”作為一個有效的地緣政治共同體正在消解。馮德萊恩在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也指出，“我們所知的西方已不復存在”，歐洲必須重新尋找盟友與合作伙伴。這些表態從不同側面映照出跨大西洋世界內部的共同焦慮：一個以美國為核心的舊秩序正在失去整合力，而新的多極格局尚未形成。華盛頓與布魯塞爾的焦慮雖各有側重，卻指向同一命題：“西方秩序”正在由內部裂解。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裂解并非僅由外部競爭所致，更源于秩序主導者內部邏輯的扭曲。美國防御式的策略實踐揭示了一個深刻的歷史悖論：一個憑借開放、創新與制度擴展建立全球主導地位的國家，正逐漸訴諸封閉與限制來維護其既有優勢。其捍衛“既往秩序”的手段，實際上背離了曾令其崛起的開放精神。這種“逆開放邏輯”的戰略路徑，構成了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出于對失去主導權的擔憂而采取的防御行動，反而可能加速其所憂懼格局的到來。從這一意義上看，美國對“秩序”的忠誠，正讓位于對“權力”的執念；其在名義上維護規則的做法，本質上卻是在以破壞規則的方式重申自身的規則制定者地位。
美國以維護規則為名、實則強化排他機制的做法，使全球經濟與科技體系呈現出明顯的陣營化趨勢。在這一不斷收縮的空間中，中國面臨的挑戰除外部壓力外，還有如何在被動重組的國際體系中保持制度參與權與發展彈性。與選擇防御性脫鉤不同，中國更傾向于以“部分接入、有限重塑”的方式應對體系分化。一方面，中國維護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傳統多邊規則體系的穩定性，以防止規則體系的徹底碎裂；在新興議題上，則通過提出“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等，嘗試為規則形成過程保留協商空間。某種意義上，這是一種“防邊緣化”的積極防御，也是努力成為新規則共建者的外交邏輯。當然，這種策略同樣面臨兩難：中國雖主張開放，但必須同時確保經濟安全與技術自主；雖倡導多邊主義，卻難以在分裂的國際政治中完全脫離陣營困境。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并非對舊體系替代性重構，而更多的是在“碎裂秩序”中，在全球秩序未定形的過渡期，用有限的制度余量維持開放的可能性。
中美的選擇和互動是一場圍繞全球規則與價值普遍性的深層碰撞，構成了當下國際格局的核心張力，其結果影響著全球制度能否保持最低程度的連貫與開放，也關乎未來全球秩序如何重新定義。中美“規則之爭”并非簡單的零和博弈，因此，“世界會好嗎”不只是情緒性的設問，答案既不在烏托邦式的樂觀，也不在犬儒式的悲觀，而在于各方能否在焦慮與互疑中，重建有限的協調與信任機制。華盛頓需要在結構性焦慮中重新定義開放的邊界，北京則需在維護利益與塑造秩序之間校準戰略理性。世界的“好”不是既定狀態，而是一個在克制、協商與反復調整中生成的過程，取決于每一次保持對話的選擇，也取決于每一次對零和思維的拒絕。
（注：吳湘寧，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責編郵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