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無疑是一個倍受爭議的人。尤其在“對等關稅”和“俄烏戰爭”問題上，他的一些觀點和立場迎來美國本土和世界各國很多人的一片罵聲。就連我一向尊重的陳志武教授也在一篇題為“全球自貿體系崩潰全球化謝幕，區域性聯盟將成主流”的文章中批評特朗普的關稅大戰，認為是對主流經濟學關于國際貿易理論的顛覆，盡管趙曉老師批評陳志武教授和許多華語世界的“大咖們”一樣，仍在刻舟求劍，未跳出“黑板經濟學”的思維范式。

如果換一種角度，特朗普新政也許為我們理解現代社會政府行為的極限邊界提供了十分難得的觀察窗口。在我看來，一個十分有趣的問題是，特朗普新政目前的諸多舉措超過了一個現代社會的政府應有的職責范圍了嗎？或者說，特朗普新政究竟是在一個現代社會政府正常的邊界范圍內，還是嚴重逾據跨界呢？

雖然波及面很廣，但在迄今為止不到100天的特朗普新政相關舉措集中在以下幾個重點領域。其一是俄烏戰爭軍事援助涉及的國防支出問題。其二是對等關稅涉及的稅收問題。我們知道，國防是現代經濟學視角下典型的“公共品”，存在無法阻止別人享用的“非排他性”和即使多供一人享用也不會顯著增加提供成本的“非競爭性”等特征。對于存在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公共品提供自然存在你希望由我來提供，你來免費搭車，而我希望由你來提供，我來免費搭車的問題。期待免費搭對方提供便車的心態最終使得沒有人愿意提供公共品。為了解決現代社會必須的國防、外交和規則制定等公共品提供的困境，現代社會有必要通過向每一位公民征稅，籌集資金，集中提供公共品。這一重要的角色就歷史性地落在了政府的身上。因而政府天然和重要的職責和使命是通過向公民征稅提供公共品，這成為政府在現代社會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稅收也因此有了一個標準的經濟學定義，這就是“公共品的價格”。